春节档电影票涨了近50%！中国影院要为此背锅

作者｜胡也远

原创首发｜金角财经

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近，电影市场上春节档的气氛已经逐渐炒得火热起来。

金角财经在美团等平台中观察到，今年大年初一，将有8部影片同时上映，其中包括全年票房冠军《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韩寒的第四部导演作品《四海》，以及《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的新作《奇迹·笨小孩》。

去年的春节档中，《你好李焕英》以超54亿元的总票房揽得春节档冠军头衔，而当时，《你好李焕英》的平均票价约为46.7元。这一价格并不低，对比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的《战狼2》，2017年上映时平均票价约为35.6。

而今年春节档影片中，《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广州市中心的CGV影院票价最高已达到255元/张，《奇迹·笨小孩》和《四海》的票价最高则为252元/张。数公里外的中影国际影城里，三部电影的票价最高均为77.9元。

这也折射出一个现实——电影票价正在大幅上涨。

从中国电影市场爆发以来，到最近这几年，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电影票房逐年高企，但电影票也在不停涨价。

这些年，电影票上涨了多少？又为什么上涨？涨在了哪里？是电影票房的走高推动了票价上涨，还是票价的高涨助推了票房？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一，而中国电影和票价之间的关系，则是错综复杂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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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5年涨了近50%

今年的春节档，很贵。

金角财经从灯塔数据查询发现，2022年春节档首日（大年初一）的预售票房，平均票价已经达到56.6元。对比5年前的2017年，当时的大年初一平均票价为37.8元。

仅从这一数据来看，5年时间里平均票价涨了49.7%，接近50%

今年的春节档影片中，人气偶像易烊千玺就有2部影片上映。回看2013年，易烊千玺刚刚和王源、王俊凯组成了TFboys 这一青少年偶像组合，彼时，他刚刚13岁，还在北京上初中。

当时的他还想不到，几年之后自己就会成为中国电影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初中时的易烊千玺或许也曾和同学、朋友、家人们一起去过电影院看电影。他也许会记得，当时的电影票还很便宜。

2013年，周星驰在电影市场上消失了5年之后，带着《西游降魔篇》复出，以12.46亿元的价格拿下票房冠军，并且从此宣告了内地春节档黄金时代的到来。

金角财经在猫眼专业版中查询到，《西游降魔篇》总观影人次约为3099.8万人次，据此计算，人均票价约为40.1元。

但事实上，2013年还有不少低价电影票存在，9.9元、19.9元的电影票并不少见。

就在易烊千玺出道、《西游降魔篇》上映的这一年，美团旗下的电影板块业务更名为“猫眼”，推出具有在线座位选择功能的猫眼APP，杀进了电影市场。

不久后的2013年10月，苏宁易购上线电影票团购频道，万达、金逸、星美、中影、幸福蓝海等200多家知名影院，300多家门店推出“9.9元电影票”超低折扣电影票，覆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苏州、合肥、武汉、天津、沈阳、成都、重庆12大城市。

这么低的价格，就算易烊千玺不出道当偶像，他也一样看得起。

然而，等到他自己的电影上映时，这么便宜的电影票早已不见踪影。

根据国盛证券的研究报告，2021 年春节档中，不含服务费的总票房就高达 71.5 亿元，相比2019 年春节档增长了30.8%；平均票价 44.9 元，较 2019 年的 41.7 元提升 7.7%。

把时间线拉到更长的维度来看，票价上涨的趋势更加直观。

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新格局·新生力：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报告》，在2016年到2021年的6年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从33.1元上涨至40.3元，总上涨幅度为21%，整体呈稳步上涨态势。

这其中，四线城市的平均票价从2020年起开始超过三线城市，6年累计涨幅接近29%。而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则稳居各年电影平均票价高点，2021年，一线城市平均票价再创新高，达到了48.9元。

去年的春节档，最火的两部电影《唐探3》和《你好，李焕英》，在北京随便一个电影院的票价都是八九十元甚至是一百多元，和平时价格相比直接翻倍，让人直呼“看不起”。

去年，金角财经发布的《中国影视公司，都等着这个春节档救命》一文中更是提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华谊兄弟电影汇”，不分时间场次，票价统一为680元/张，令人瞠目结舌。

而在一些三四线小城，春节档、情人节时的电影票价也高达100元1张。

电影票越来越贵已是不争的事实，你还在期待过去的9块9看电影的日子吗？

但是，低价票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票补带来的低价电影票

要理解票价为什么会上涨，甚至低价票为何出现，都需要先知道电影票价由什么构成。

消费者平常在购票平台所买的电影票，最终票面价格实际构成比较复杂。

一般来说，影院拥有电影票价的最终制定权。但在价格制定之初，片方和影院会制定一个最低发行价，影院卖出的电影票，只要价格不得低于这一最低发行价。

去年的《长津湖》，片方要求的最低发行价分为几档，其中最低的为40元。在此基础上，影院可以根据自身成本等实际经营需求，加上一定程度的溢价，形成最终票价。

因此，你最终花出去的七八十元的票价中，还有数十元的价格是影院基于自身情况添加的。

但在过去的低价票时代，导致低价的推手并不是片方和院线，而是互联网平台。

2014年以来，猫眼、淘票票、糯米等众多互联网平台一个接一个杀入电影市场，从票务切入，使得他们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影票的首选渠道，线下排队买票的场景越来越少见。

票务平台带着互联网思维进入电影市场，不仅带来了低价票，还带来了流量思维。

凭借9.9元的低价票，票务平台可以聚拢大批用户，甚至垄断全国的票务市场。等到流量形成优势，平台可以从中抽取大量的渠道分成。

这便是互联网平台通过流量思维打造规模优势的思路。由此，打开了一个票补时代。

2015年，全国票房为440亿，但随着网络购票平台的增多，市场竞争加剧，票补竞争也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当年，时任微影时代CEO林宁就表示，全年各方累计砸入了40亿元票补。

到了2016年，票补上的竞争进一步加大，光是春节档各方票补总额就达到了10亿。

这是资本自己出钱，请人来薅羊毛。

这种烧钱的模式虽然令电影票房快速增长，但却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方式。

冯小刚曾经吐槽称，一个电影宣传费加上票补一个多亿，超过电影本身了，这个恶性循环，年轻导演、年轻影视公司的小片怎么生存，它没有票补进不了电影院，它一日游。

2018年，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要求停止一切线上票补，包括第三方和影院自有渠道。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9.9元的电影票几乎从猫眼、美团、淘票票等平台上消失了。

没了互联网平台的补贴，电影票价开始慢慢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模样。

给地产商打工的影院

在票补退潮后，电影票价就要体现它真实的成本了。

影院卖出的电影票价格，除了要受到最低发行价的制约，还要和片方进行最终的分账。

在这件事情上，片方和院线经历了很多次的拉扯。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上映前，发行方向院线要求调整票房分账比例。

当时，制片发行方所占的分账比例是35%，但《英雄》史无前例地将其提高到了40%，随后整个比例统一提高到了37%。

此后，张艺谋的两部电影《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时，连续把制片发行方所占分账比例提升了几个百分点，从此国产片片方与放映方的分账比例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四六开”，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43%和57%的比例。

但他们所分的钱不是以全部的票价为准。

假如一张电影票价值100元，需要先拿出5%(即5元)上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再扣除3.36%所得税。然后将剩下的91.64%作为100%由制片发行方(57%)和院线放映方(43%)进行分配。

对于影院来说，除了这两个不可变动的成本之外，对院线业绩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物业成本和运营成本，换句话来说，就是房租+设备、人工。

过去的老电影院，大多数是院线自己拥有产权，因此没有房租的压力。但目前，绝大部分影院都开在商场、商圈，场地是向房地产商租来的。

近年来，房租的大幅度提升，使得这部分成本传导到票价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有的影院一年的票房只有500万元，但是租金就高达300万元。

这其实也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地产商，也要从中国电影票房中分走一部分票房——国内多数影院普遍都会以“保底费用+每年票房分成”的形式付给房产商租金，并且合同期限一般在15年或者以上。

此外，随着近些年大片效应越来越明显，IMAX等各类3D技术层出不穷，甚至2D技术也经过了几轮更新换代，还有杜比影厅等等各类新型技术，这些影厅所需的设备，也构成了影院的成本。

2018年1月28日，天津中影国际影城津湾广场店的IMAX银幕被划烂，引发热议。

这块银幕是天津史上第一块IMAX银幕，造价高昂。银幕本身价值就高达40万，而从加拿大引进到中国船运价位在40万左右，空运价位则在60万左右。

换言之，这块巨幕价值高达80-100万，还不算搭建、人工等这些费用。再算上一个影厅所需要的音响、座椅等设备，单个影厅的造价就高达数百万。

影院的成本昂贵，但收入来源却较为单一。

一般来说，一家影院的收入构成主要靠电影票房分成、卖品收入、广告收入、场租收入、商务合作、会员卡等多方面组成。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票房分账收入可占总收入的65%-80%，是影院最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说到这里，你该明白了，影院想要赚钱的话，只能提高票价。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影院作为商业性质的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还是电影票。若是影片质量过硬还能有所收益，若是影片质量低下，那么死磕“票价”将毫无意义，只有想办法摆脱对票房的过度依赖，这才是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