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一位争议市长，也是山西百姓口中最忘不掉的官员，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场“拆迁风暴”，无论是灵石、榆次，还是大同、太原，都留下了他的激烈改革和百姓的复杂情绪。
从一个备受唾骂的“耿拆拆”，到数千人跪求挽留，这位市长的故事像极了一场戏剧，而他是为民造福，还是哗众取宠？百姓的态度为何从骂声变为赞誉？
风评转换
耿彦波的“拆迁之路”并不是从大同开始，而是灵石，1995年他刚上任县长不久，就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花费5000万修缮王家大院。
当时灵石县的年财政收入不过1亿出头，修一座老院子花这么多钱，百姓的怒火可想而知，很多人骂他“败家”，甚至还有人送上了三个花圈，把他这位新县长的日子搞得异常难堪。
可耿彦波却没有退缩，他始终相信修缮王家大院是为县里铺好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后来王家大院成了灵石的名片，旅游业飞速发展，这才让百姓慢慢意识到，他的“拆”和“建”是有长远考虑的。
灵石的骂声未平，他又来到了榆次，这次的“大动作”更是震惊全城，市中心最标志性的建筑，凌云大厦被他“一声令下”推了个干净。
这个大厦曾经是榆次的骄傲，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当地繁华的象征，可耿彦波却认为这栋大厦不但妨碍了交通，还限制了城市发展的空间，于是直接把它拆了。
随后他推进了道路拓宽和老城区的改造计划，带动了榆次的整体面貌改善，起初很多市民气得跑去投诉他。
可当改造完成后，榆次老城的旅游业逐渐兴起，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反对的声音渐渐少了。
真正让耿彦波的“拆迁名声”登峰造极的，是他在大同的工作，这座城市曾是煤炭经济的典型代表，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环境的恶化，逐渐变得灰蒙蒙的毫无生气。
有人调侃大同沾了煤的光，也倒了煤的霉，耿彦波上任后带着他一贯的作风，又开始了他的“拆城”行动。
他提出“一轴双城”的规划蓝图，欲以御河为界，将大同划分为古城和新城，企图借大规模改造全然改变这座煤城的面貌。
有人说他独裁专断，也有人认为他是真正在为民着想，可是几年后大同的道路畅通了，环境改善了，连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改革确实改变了城市的命运。
耿彦波的经历并不复杂，他的行动从头到尾都很“直白”，拆、建、改造，而每一项决定背后，都隐藏着他的远见和坚持。
从灵石到榆次，再到大同，这条拆迁之路让他一路被骂、一路被记住，也让“骂声”最终变成了“跪求”，是什么原因让他的风评从骂声一片而转变？
拆城争议
提到耿彦波的改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激进”，甚至有人用“疯子”来形容他，但如果仔细观察他每一次的决策，就会发现他的“激进”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明确的逻辑。
他相信城市的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小修小补，而是要放眼未来的大格局，王家大院的修缮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时很多人只看到5000万的“天价投入”，却忽略了它可能带来的长期收益，几年后这座修复一新的大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带动了灵石的旅游业。
榆次的凌云大厦更是如此，对许多榆次人来说这栋大厦曾是城市的象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荣，但耿彦波却直言凌云大厦的存在已经过时，成为阻碍城市交通和发展的绊脚石。
他果断拆除了这座“地标”，还迅速展开了城市道路的全面改造，结果改造后的榆次老城变得更加便捷和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过耿彦波的改革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他的行事风格过于强硬，往往以行政命令推动，缺乏与百姓的充分沟通。
纪录片《中国市长》详细记录了他在大同的改革过程，镜头里他一边和包工头争吵，一边满脸倦容地在工地上指挥。
虽然效率惊人，但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让部分人感到反感，有人批评他太独断，认为他完全忽视了拆迁中百姓的情感和生活成本。
正是在大同这座城市里，耿彦波的逻辑和魄力，开始展现出更深刻的意义，从“灰蒙蒙的煤城”到焕然一新的古城，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大同古城的逆袭
大同这座曾经因煤炭经济而兴盛的城市，长期以来却背负着“灰蒙蒙”的标签，上世纪末煤炭产业独占城市经济，给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却让百姓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城市的建筑老旧破败，法国专家甚至直言大同是他见过“最破烂的城市”。
曾经辉煌的大同，逐渐沦为一个“脏、破、旧”的代名词，而外界则用“大县城”来嘲讽这座昔日的重工业城市。
2008年耿彦波走马上任，带着他一贯的大刀阔斧作风，开始了他在大同的“拆建”行动。
他提出了“一轴双城”的规划蓝图，要以御河为界，将大同分为古城和新城两部分，力求通过大规模改造，彻底改变这座煤炭城市的面貌。
耿彦波给自己设下的目标是五年完成大同的城市蜕变，用500亿资金重塑大同，对于这样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大同百姓一开始并不买账，认为他不过是又一个空喊口号的官员。
但耿彦波的实际行动很快让人们明白，他并非只是“说说而已”，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地上，监督施工进度，盯着质量问题，有时甚至直接骂包工头偷工减料。
为了推进项目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穿着一身灰尘扑扑的衣服，行走在工地与街巷之间。从修缮古城到改造交通，耿彦波的雷厉风行让大同在几年内脱胎换骨。
古城墙被重新修复，破败的城中村变成了宽敞整洁的道路，曾经被遗忘的古文化也得以重现。
在大同的几年里他让这座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赢得了百姓的复杂情感，从最初的反感到后来的不舍。
2013年耿彦波离开大同时，数千百姓含泪挽留，甚至有人下跪请求他留下，大同从一个“资源型煤城”成功蜕变为一座“文化旅游城市”，这背后是他坚持的长远规划和不懈努力。
从骂声到赞誉
耿彦波的改革让大同焕然一新，但这场声势浩大的拆建运动背后，也引发了关于城市化进程的更多深思。
纪录片《中国市长》记录了耿彦波在大同的日常，他一边与施工方争吵质量问题，一边在街头听取百姓的抱怨，镜头中既有他对工作的极度投入，也有普通市民对他的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他是“强人官员”的代表，效率惊人，也有人批评他的改革太过激进，尤其是拆迁带来的阵痛，让一些百姓失去了家园、生活一度陷入混乱。
从煤城到文化城市，大同在他的领导下找到了新出路，旅游业迅速崛起，古城的重建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除此之外，耿彦波的作风也引发了关于“独断与执行力”的讨论，在许多官员因循守旧、不愿冒险时，他的雷厉风行无疑是一种稀缺品质。
尤其是在大同的改革中，拆迁和建设的节奏过快，让许多人感到被“强制推动”，而不是“主动参与”，民主决策与高效执行的平衡，成为耿彦波施政风格中最受争议的一环。
耿彦波的故事是一位官员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次重要的实验，他的模式是否值得复制，或许需要时间和更多实践来验证。
结语：
无论功过如何评说，耿彦波始终用热情和行动诠释了“为民服务”的信念。
耿彦波这位“耿拆拆”市长，用一座座被“拆”又被“重塑”的城市，书写了改革者的执着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