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韦国清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

根据印支共中央的连续请求和罗贵波就此事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下旬正式形成会议，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顾问团团长由原第3野战军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

选韦国清入越，颇经多方考虑。首先，他久经战阵，长期以来是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在红军中，他曾是一名工兵。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征战于江淮地区的“麻雀战专家”。解放战争中，他成为纵队（军）和兵团的司令员，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前夕，他担任第10兵团政委，和司令员叶飞一起挥师解放了福建。入闽后，韦国清转而接手地方工作。此种经历使他既熟悉军事也熟悉政治工作，足当重任。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他的家乡和越南相距不远，越南也有壮族人，彼此的语言可以相通。去越南，这是韦国清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从个人性格来说，在第3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中，韦国清以机智稳重著称，担任赴越军事顾问团首长很合适。[1]

韦国清恰好在北京，正等着中共中央军委分配工作。

韦国清原名韦邦宽，1913年出身于广西东兰县劳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夏天，15岁的韦国清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当过张云逸的警卫员。此后他转战桂黔湘边界地区，然后进入江西苏区，于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很快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团长。

1934年10月，韦国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率部参加抢占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关键性军事行动。红军抢渡乌江时，当时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跟随团长陈赓，率工兵连星夜疾行60华里，赶到边界河渡口，神秘迅速地架起浮桥，使中央红军得以及时全部过河，攻占遵义。到达陕北后，在红军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中，韦国清身负重伤，伤愈后进入红军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初期，韦国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1940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政委、第4师第9旅旅长等职，转战于淮北。他于1942年12月指挥了朱家岗战斗，这次战斗对粉碎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对淮北地区的大扫荡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突然率部袭击新四军淮北根据地，韦国清率第9旅主力迅速包围了韩德勤部，予以围歼，生俘韩德勤，为新四军坚持在淮北和苏北的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4年9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牺牲后，韦国清就任副师长。

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

抗日战争胜利后，韦国清曾任军调处执行部徐州小组中共代表。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韦国清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1947年2月，他率领一个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第42集团军军部和它的第2师、第4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韦国清率部参加莱芜战役。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两个纵队在青驼寺阻击国民党援军，血战三昼夜，挡住了援兵，保证了华野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最精锐的第74整编师。

1948年起，韦国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担任第10兵团政委后，他同司令员叶飞率部渡过长江后参加上海战役，尔后进军福建，先后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省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韦国清被调到北京，准备让他去联合国任职。正好赶上要成立赴越军事顾问团，几乎是一夜之间，韦国清未来若干年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三、四野，各组越军一个师的顾问队伍

1950年3月中旬，组建赴越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向四个野战军首长请示，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韦国清拿着刘少奇的信先找到了第2野战军政委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刘少奇的信，爽快地说：“这样吧，我们刚好都在北京开会，你一个一个去找太辛苦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商量一下。”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起来到林彪住处，邓小平对林彪说：“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去越南，韦国清来请我们各个野战军选调干部，少奇同志还写了信来，我们一起到彭老总那里商量一下如何？”

林彪表示同意，大家一起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一口答应，说：“现在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你们要什么干部就给什么干部，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全力支持。你说要多少人吧。”

林彪在一旁附和彭德怀的意见。

韦国清说：“越南现在要组建三个师，有的是罗贵波去了以后刚组建起来的。越方的意见，除了总部机关以外，第一步要选派三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

邓小平说：“我看三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的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3野战军选调，怎么样？”

韦国清说：“这样办好，我再向少奇同志汇报。”

听了韦国清的报告，刘少奇说：“小平同志的意见很好，顾问团团部人员就由三野选调。那三个师，还有一个学校的顾问，要发个通知，向各个野战军明确分配一下。”

韦国清请示：“可否由二、三、四野战军各选调一个师的各级顾问，军政学校的顾问和教员，由四野就近选调？”

刘少奇同意韦国清的意见，说：“这样好。一野在西北地区，任务很艰巨复杂，人员又少，这次就免了吧。你把这个考虑向聂总报告，看他还有什么意见，请中央军委发个通知。”

此议最后经毛泽东批准。

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套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同时确定，由第3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4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

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

第3野战军首长粟裕和韦国清商议后，由粟裕提名并确定，由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由总队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

梅嘉生，是第3野战军各军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是江苏丹阳人，1913年生于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幼年随母亲到上海读书，初中毕业后当过店员，而后继续求学并且接受了进步思想，不久又到南京投考军校，学习装甲兵课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梅嘉生于1937年秋天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在他的邻村，大革命时期就成为中共党员的管文蔚也在组织抗日部队，梅嘉生于当年冬天和管文蔚取得联系，组织起农民自卫团。

不久，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1支队北上，梅嘉生所部即归属新四军，不久后参加了著名的黄桥之战。梅嘉生于1939年入党，初任丹阳游击纵队第3大队队长，后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参谋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苏北、山东，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尔后，他曾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参谋长，第23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所在的第23军经历了和英国军舰发生冲突的“紫石英号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最重大的涉外军事冲突。他熟悉司令部业务，思考细致周密，是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梅嘉生

一纸密令，战将云集顾问团

一纸密令颁发，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国度进发。

在几十年光阴闪过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几乎无人不说由于年深岁久，这段奇异经历埋藏得太深，使得记忆的探铲在启封它们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磨损得太多了。几乎是四十年后，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来对笔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不过，在中国和越南的现代关系史上，这样牵动历史的事件毕竟是不可能磨灭的。让我们记录下几位当年的顾问团成员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吧。

张英（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我于1946年随广东东江纵队离开老家东莞撤到山东，编入后来的第3野战军。在山东，我们打胜了。苦战三年，终于一路打到了南京。进入南京以后，我在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4月下旬，总队首长梅嘉生、邓逸凡先我一步调离。邓逸凡走后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担任政委。谁知过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调令，我们刚开完梅、邓首长的欢送会又开了欢送李文一的会。这期间，总队的倪有石、孙志明和王振华也调到顾问团去了。李文一出发前告诉我，上级已经确定我担任副政委，要我抓好总队的工作。

看来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请假回了广东东莞老家。我是抗日战争前夕在那里参加革命的，算得上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因为战争环境险恶，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农民抚养，自从撤离广东后就再没有音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想把女儿找回来。

李南到东莞不久就来信说，女儿找到了。差不多同时，我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命令。

这时顾问团团部已经离开了南京。我想在离开祖国之前再和妻子见上一面，同时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小女儿。经过上级批准，我带了一位警卫员，抱着1岁多的儿子，奔波几天到了东莞。

我见到了女儿建芳，她正和养父、养母在一起。我走过去，建芳的养母说：“快叫啊，叫爸爸。”已经8岁的建芳愣了一下，指点着身边的养父说：“这不是爸爸吗？”

养母指着我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

但是建芳没有叫我。

我感到一阵心酸。抗战多年，我没有几天和女儿在一起，解放战争三年多，连女儿的面都没见过。建国了，见到了女儿，却是一见马上就要离别。

一家人在东莞团圆了三天，照了一张相，我就带着警卫员赶往南宁，顾问团正集中在那里准备奔赴越南。

窦金波（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第一任炮兵顾问，后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队首长）：

1950年4月下旬，当时我是炮兵团团长，刚从青岛移兵福建建瓯，遵照军委命令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并准备进而解放台湾。要参加那么大的战役，我特别兴奋。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电话通知：“窦金波，到军部来一趟，你的任命有变化。”

我赶紧去了。副军长刘勇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呀？”

我随口说：“知道了。”

刘勇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要我当副师长。来福建经过南京，特种兵司令部跟我谈了一下。”

刘勇晃了晃脑袋，把一纸电报推到我面前，说：“看一看这个吧。”

电报说，窦金波调往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立即到南京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我完全愣住了，没想到刚刚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这世界变得真快。

没说的，我立即赶往南京，但心里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张怀忠是我在胶东时就认识的一个师长，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组建顾问团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谈了顾问团的组成情况，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说，凡去顾问团的干部家属都集中到南京来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从青岛来了。组织上知道她产期临近，一定会妥善照顾。待顾问团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务。

大约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领我们顾问团团以上干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应中央电召也去北京，列车上挂了一节专列车厢，我们也就搭乘他的车厢一起走了。事后才知道，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中央同时在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召集高级将领去北京商议对策。在列车上，我发觉粟裕将军经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下的决心，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待我从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会见回到南京时，女儿已经降生了。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越华”。[3]

田大邦（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往越军主力团第102团的顾问，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军第119团团长，率部向滇西北进发剿匪，随即又进至西昌地区，配合友军剿匪作战。仗打得很顺利，到5月间就班师返回昆明。当我来到洱源县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报到，接受新任务。我赶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师长王砚泉也接到命令从滇西往昆明赶，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军部报到，原来是让我到越南部队去当顾问。

我们在昆明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领会国际主义精神，掌握政策。然后由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队乘火车到开远，接着赶到了砚山县。越军主力308师的两个团——第88团和第102团——已经到了，我到第102团担任顾问，我的战友周耀华去了第88团当顾问。第102团团长是武安，政委是黄世勇。武安三十来岁，原先是河内的一个工人，作战勇敢，和我的关系挺融洽。我们团一级顾问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听他们谈训练安排，我们提出意见。看了越军部队以后留给我的印象是，越军战士忠于祖国，能吃苦，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是能打仗的。

1952年，中国顾问团照片。左起：许法善、马西夫、罗贵波、史一民、张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许生、张振东

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训结束之后，进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这个小团打。

李增福（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昆明卫戍区司令员）：

那个时候我年轻呵，才23岁。

我是江苏沭阳人，1940年13岁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第二年皖南事变发生，随着游击队“升格”，我就成了新四军战士。抗战胜利，我随黄克诚师长进军东北，又从东北一路打下来，到了广东、广西，那就是一路追击了。1949年底我军进了广西，一部分国民党残军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军部队拼命追。追到了离镇南关六公里处，突然接到总部命令：就地停止追击，任何部队不得出关。

这样，我到了越南门口又折回来了。

1950年夏天，我们第39军集结到河南漯河整训，这时，我担任营长。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突然接到了团长的电话：“张师长打电话来，要你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全副武装，立即到团里来。”

我问：“什么事呀？”

团长说：“来了再说。”

我立刻离开会场，带上通讯员侯玉明和饲养员老陈，骑马赶到了团部。原来团长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师部去。当下，我们套起一辆马车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告诉我：“军里来电报，调你到中南军区，另有任用。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儿，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师长敬礼，说：“派我到哪里都行。”

马车接着往前赶，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军部。刚到军部门口，就见雨里站着军队列处（也就是干部处）的人，冲着我喊：“来的是李营长吗？”

一听我回答说是，他高兴坏了，说，不要进军部了，直接去火车站，票已经买好了，介绍信也开出来了，你直接去武汉报到。

就这样，马车把我拉到车站。只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汉，想自己找到军区去，结果转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铺子里给军区队列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可高兴了，说：“部长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车站也没把你接着，这下你可不能乱跑了，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

小车把我拉到了中南饭店。我们四野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一进饭店就遇上发东西：便衣、雨衣、皮鞋，还一人发一块英纳格手表、一支派克钢笔。这后两样当时可是贵重东西，我一下子变成富翁了。我想，这次执行的一定是个特殊任务。

1950年代初到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战士。（李增福供稿）

发完了东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动身去南宁。临走了，军区一位部长宣布：“你们是到‘越南工作团’工作。具体任务到南宁以后由工作团首长安排。”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

吴涌军（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海军福建基地政委）：

1949年夏天，我作为第3野战军第20军的一个营教导员，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是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时光的地方。我终于回到上海了，还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联系已经12年的母亲。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她一下子认不出我了，还说：“你是从扬中老家来的，你们小一辈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你的老一辈是谁呀？”我说：“你再看看我！”这下子母亲把我认了出来，一下子大哭起来。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

不久，部队移驻昆山。接下来，我来到南京，进入华东军政大学“高干团”，又称“一团”，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现在胜利了，能安下心来读书了，我特别想读出一个好成绩来，补上少年时期的欠缺。

一个崭新的国家在我们手中活脱脱诞生，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建设她。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通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级决定派你作为军事顾问到越南去，去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现在你就去野战军司令部报到、集中。”主任还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出国呀。

接受了命令，我来到中央路野战军招待所，邓清河、窦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陈镇已经先我一步来了。我还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调到顾问团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谈起了去越南的事。

我实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头涌上心来，晚上想得都睡不着觉。新鲜、激动，又带着不安，我那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形诸语言。

我本是贫苦农家的孩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新四军，打仗已经整整10年了。我打过日本侵略军，接着打国民党军队，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法国人呀，这个仗将怎么个打法？多少年来，我一直受教育说，参加革命，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毕竟只是从理论上明白，现在要我去实践了，我还没有经验呢。越南，这个邻国的解放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一点不知道呢。

说真的，这时我格外留恋起国内来了。我打了十年仗，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我还会亲眼看到胜利的今天。可是如今毕竟胜利了，我怎么不该多享受一分胜利的快乐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战场，这个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还有，胜利了，我也28岁了，也应该考虑结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还有在江苏扬中县老家的父亲，在上海做工的母亲，胜利了，我也该尽一尽过去没有尽到的供奉之责呀。

我还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岁，她才6岁，家里没办法养活她，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卖她的那天夜里，妹妹哭，母亲哭，我也哭。我紧紧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不要卖妹妹。我就要长大了，我长大了能养活妹妹。”可是母亲对我说：“你才9岁……”从此我没有见到妹妹。现在胜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一个大变化，谁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邓清河是一位师政委，是老红军，他和我谈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过希望留在国内的意思。可是邓政委说，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得服从上级决定，到越南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想那些在过去的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许多战士，我能活着看到胜利，怎么还能讨价还价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顾问们，绝大部分人也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们在南京集中以后，上级允许顾问以短暂的时间处理个人事宜。我决心找妹妹。我先赶到无锡，找到同在部队但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他在苏南军区参谋集训队当队长。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根据线索到常州找过妹妹，可惜，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后因病死去了。

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晃，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向哥哥辞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顾问团来到南宁，团长韦国清也从北京来了。我们在一起制订了《出国守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对顾问团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