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则天皇帝是中国正史中的唯一一个女皇帝，她自此成为研究古代社会中女性掌权者的不可或缺的例子，然而储君是国之根本，作为开天下之先的武周，其储君的选择也颇有一番波折。

尽管则天皇帝本人身为女性，然而时代所限，女性不被考虑为她的继任者，因此，则天皇帝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李氏子孙，要么选择武氏子孙。

其结果是简单的，她最终选择了以李氏为嗣君，自己退为则天皇太后，死后入则天皇后本纪，功过任人评说。那么她出于什么考虑选择了让位给李唐王朝，盛极一时的武周又是如何黯然收场的呢？

事情姑且从“姑侄与子母孰亲”开始。

关于则天皇帝还位给李唐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小故事是狄仁杰劝武则天还位，出自冯梦龙《智囊·语智部》。

武则天在武三思、武承嗣和李氏子孙中犹豫，狄仁杰劝皇帝说，“姑侄与子母孰亲？况且，你立李氏为太子，千秋万代之后还享受香火，如果立侄子，身为姑姑在人家武氏家庙里是什么位置呢？”于是武则天恍然大悟。

身为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的记述当然是有本可依的。《旧唐书》对此事的记载是，“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

《新唐书》的记载相对详实很多，狄仁杰的形象也更像一个李唐忠臣，说的是“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是冯氏文本的最直接来源，《资治通鉴》也基本持此论。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事真伪尚且颇可商榷，比如三思、承嗣之争立时间，再如时嗣皇帝李旦在上，何必强说庐陵李显，唯取其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已。

都说天家无亲情，身为帝王，真的会被亲子之情打动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狄仁杰的劝说依据，看似是母子之情，实则给则天皇帝提出了更为实际的问题——千秋万代以后，她在祭祀中的身份。

在母权制已经历史性地消亡之后，女性登基为帝的合理性、合法性早已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则天皇帝通过宗教为自己的皇权背书，但到了继承问题上，终究还是无法与时代抗衡，要落入父权的规矩之中。

如果武则天还政，当然一切好说，李唐的基础仍在，将一个李唐媳妇放在太庙问题不大，就像后人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史家将此事模糊处理，中宗君臣一致认为李显的权力来源于李治，而则天大圣皇帝是“皇太后” 、“武后”。

但是假设武周王朝延续下去，身为武周的不祧之祖，则天皇帝的身份将会十分尴尬。嗣君的权力来源于他的姑姑，他在宗法上是否需要尊其为皇妣？其生父生母将如何安置？另外，他的嗣君论理是自己的儿子，但难免不会使侄子动心，以观赵无恤、司马昭事，概莫如是，这又会引起皇室内部的权力纷争，进而使朝局动荡。

说母子亲情、母子恩情除了权力继承和祖宗祭祀的长远考虑，不免还有使武后安心的意思。母子恩情关涉孝，孝之一字，是人伦大义。站在武后个人身后事的角度考虑，即使还政，即使失去了权力，武氏仍然是李氏承认的皇后，是李氏宗妇。也就是说嗣皇帝与这满朝文武，需要给这位自愿还政的“李氏皇后”一个体面。

相反，皇帝的侄子固然与她同姓，但武氏家族成员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则天皇后与三思、承嗣父亲之间的关系，给武则天的安心感恐怕还不及那一点“母子恩情”。

更为现实一点的考虑，是此时“人心思唐”。

这与武周初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武则天称帝之初，陈子昂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

（扬州构逆，盖徐敬业事也）垂拱四年，唐宗室越王李贞及其子琅玡王李冲起兵反抗，结果“冲起兵凡七日而败”，“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李唐宗室势力的土崩瓦解正是武周统治基础坚固，女主武氏承天下之望的最好佐证。但是这种局面没能保持到最后。

需要承认，尽管武则天被迫继承了一系列太宗、高宗时期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但是，她自己在地方政策上的失误与轻信，使得她没有及时对一些早已暴露的问题作出补救，进而酿造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人民积压了反对情绪，出现狄仁杰所说“天人未厌唐德”的情况。

狄仁杰的依据是“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

如果熟悉唐前期人民的生存环境，即可知道愿意来当兵是多么重的认可。自贞观以来，“连年征战”已经从形容性词语变成一个写实的描述性词语，高宗后期，吐蕃的崛起又成为大唐新的威胁。再加上，此时唐代实行府兵制，而武周则天皇帝虽然对官制等上层政治制度与礼法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新王朝的改革，但对兵制等循而未改。

这直接导致，发端自北朝的，已经严重与社会现实脱节的、主要特色是毁家纾难自带干粮的府兵制，仍然是唐朝良家子参军的主要方式。其结果是，“一人就役，举室捐业”，“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这些问题并不都是武周时期出现的，但它们大可在武周时期，尤其是则天皇帝末期积聚、爆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则天皇帝在用人和施政上的失误。

在地方上，尤其是一些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的边地，官吏的残暴贪污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史不绝书的。

如陈子昂上表称“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旧唐书》记载说此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

再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他任广州都督时，“又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这是说羁縻政策带来的官府与地头蛇的勾结。唯有他大刀阔斧，使得“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史书上一句夸赞，背后是多少百姓的斑斑血泪。

提到则天皇帝的用人，正面的例子是武举、骆宾王等，于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武周一朝的酷吏政治和告密之风带来的朝堂官吏间血腥赤裸的争斗。或许有人会说酷吏政治是打压政敌的必要，而所谓告密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然而，武周朝告密之风的起源是“铸铜为匦”，仅仅用常识思考一下当时能够同时满足会写字、且身在京城的群体，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阶级矛盾及其尖锐的时候，继之而起的就是农民起义。在武周时，这个问题被武氏与李氏的争斗、强大的军队实力与小规模暴动之间力量的悬殊等掩盖了，但这并不是说武周时期就不存在农民起义。如上文陈子昂提到的逃亡的人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去处是啸聚山林，成为了盗贼，进而也就是官府要镇压的对象，是反抗统治者的来源之一。

这些，姑且是人心不再崇武的部分原因，然则为何思唐呢？那当然是因为唐世去今未远，遗泽犹在，而嗣皇帝在上，复唐有望。同时，在这场李氏与武氏的战争中，恐怕并不能说武氏子孙毫无作用，毕竟武周梁王还曾有过“募勇士於市，逾月不及千人”的壮举。

身为一个皇帝，武则天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但民众并不能包容一个寸功未立，纯然纨绔的武氏子作他们的嗣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武周时期，国家的主要边患转移到西北地区，也就是突厥和吐蕃。“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武周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出现的意外，也促使则天皇帝在晚年重新思考立嗣问题。

其一是堪称闹剧的武延秀和亲。“对武后来说，派姪孙前往突厥（和亲）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此事起源于突厥的请求和亲，当然，这种“请求”一望而知包藏祸心。

在武后末期，突厥重新崛起，建立汗国，史称后突厥，其可汗号曰“默啜”者，称其有一女，请与唐和亲，另“索世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

简单来说就是他不仅想恢复颉利可汗的地盘和权势，还要求武周主动、和平地割让土地，支援民众和各种生产工具，和亲实在是个饶头。

但是武周君臣如之奈何？他们“惧其兵势”，居然尽数同意，只有和亲问题上打了折扣，认为自古没有中国天子纳夷狄为妃的，于是想让一个宗室男纳其女为妃，成全这次“和亲”。寸土不惜，何惜一人？

突厥这位新可汗一看就深谙得寸进尺之道，他直言“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甚至还说“今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然后把武延秀扣下了，扣到这位宗室男学会了突厥的语言和舞蹈，作为他人生新的晋身之阶。

若干年前太宗文皇帝天可汗的名声犹在，这一时期以帮助唐朝复辟为借口的少数民族叛乱也不少见，即便为政者多以此为借口，而并无多少真心，但周边民族的这种呼声，还是给则天皇帝造成一种压力。

其二是契丹造反的营州事变，这次事变后来也演变成反抗武周，支持李唐的叛乱，也是这次平叛，使则天皇帝对侄子们彻底失望，看清了武周宗室们不堪大用的本质。

据《资治通鉴》记载，(696年)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岁羽。……文岁羽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事情很明白，是赵文岁羽的剥削压迫让契丹首领也忍受不了，“怨而反”了。

则天皇帝却一反常态，不加以抚恤，反怒而兴兵。在后续的人员安排中，不难看出则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的用意。首先，参与战争且位居二线，换言之，安全且便于摘桃子的位置上，有若干姓武且有王爵的人。其次，对契丹的三次讨伐，都可以称得上兵多将广。

在武帝执政末期，如此安排大可以为以后的武氏王爷养望，并且，上文提到这时的边患在于突厥和吐蕃，契丹还只是一个地方上的都督都能够欺负的弱小民族罢了，难度一降再降，可谓手到擒来。然而王爷们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有裹足不前的，有临阵脱逃的，还有抚恤百姓的时候伤口上撒盐的，总之没有一个亮眼的。

此战之后，随即就发生了武狄奏对之事，武则天迅速将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迎为太子，甚至连张易之都要“从容问自安计”，如之奈何？

武周则天皇帝的还政李唐是必然的。首先，还政李唐解决了一直困扰她的归陵、祔庙问题。其次，武周后期，李唐是人心所向，朝堂上围绕着嗣君的斗争愈演愈烈，民间对于复辟唐朝的呼声也渐大。最后，由于对外政策上的失误，武后越发认清了武氏宗室的不能成事，于是转而以李为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