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以民主和选举为核心原则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却终身制？这似乎和“公平”背道而驰。
在总统提名大法官、国会批准的规则下，司法权又如何摆脱行政和立法权的干预，真正独立运作？
首先，必须弄清终身制背后的历史逻辑。
18世纪的美国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立国先贤们深知权力过度集中会导致专制。为了避免行政权掌控一切，三权分立应运而生。
行政权归总统，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而司法权则交给最高法院。然而，三权分立并不意味着各权力完全平等。
相比立法和行政，司法权天生劣势。它没有军队，也没有预算执行权，甚至没有直接的执行机构，所有司法判决都依赖行政权力落实。
比如，你可以宣布一个法律违宪，但具体执行仍然需要政府合作。在这样的框架下，司法权看起来更像“纸老虎”。
为了强化司法权的独立性，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制，前提是“品行端正”。
简单来说，只要不犯罪，不主动辞职，法官可以一直干到死。这一设计的目的非常明确：不让大法官在短期内频繁更换，避免总统或政党通过任命自己的“人”掌控司法权。
如果法官的任期像总统一样有限，比如四年一换，那总统可以通过提名多位法官将最高法院变成党派工具，从而打破三权制衡。
因此，终身制成为美国宪法保护司法独立的核心设计。
但历史很快揭示了这一制度的两面性。
理论上，大法官的任命是为了维护司法的超然地位，不受政治干预。然而实际上，总统提名和国会批准过程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政治性。
近年来，党派分裂使得这种政治化趋势愈发明显。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提名法官时，不仅考虑候选人的法律能力，更注重其政治立场，提名年轻法官成为一种普遍策略。
比如，2020年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只有48岁，而她的前任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工作了27年，直到去世。这样一来，年轻法官可以在位数十年，从而为提名总统所在的党派长期锁定司法影响力。
2025年的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这种党派政治的阴影下运行。
当前九位大法官中，六人为保守派，三人为自由派。这种结构不仅反映了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的战略成功，也让民主党人深感挫败。尤其是在特朗普任内，他成功提名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将最高法院的平衡彻底打破。
更有甚者，2020年的大法官提名还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2016年奥巴马希望提名一位大法官时，共和党以“总统即将离任，不宜提名”为由阻止提名；而到了2020年特朗普最后几个月任期，共和党却迅速推动大法官任命。
双重标准暴露了政治操控的本质，使得最高法院的公信力遭受冲击。
那么，终身制到底是保障了司法独立，还是强化了政治干预的工具？
我们不得不承认，终身制的确避免了短期内法官更换的风险。相比总统和国会议员频繁更迭，大法官的长期任职为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了保障。
比如，许多关键性判决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积累。终身制允许大法官在无需担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不受欢迎但符合宪法的判决。
历史上，大法官在民权运动、废除种族隔离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当党派利用终身制的长期性作为政治策略时，这一制度就失去了设计的初衷。
近年来，关于改革终身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民主党人提出，法官任期应设定为固定年限（如10年或15年），以减少终身制带来的权力固化问题。反对者则认为，这样的改革违反宪法基本原则，需要极高的政治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派对司法的干预。毕竟，问题的核心不是任期长短，而是提名和批准过程本身的政治化。
那么，终身制在今天是否还合理？
从宪法设计来看，终身制的确是一项前瞻性制度。1789年的美国，寿命普遍较短，大法官任职超过20年的情况极为少见。然而到了2025年，人均寿命显著提高，大法官在位30年甚至40年的情况屡见不鲜。
更糟糕的是，长时间的任职可能导致法官与社会脱节。
比如，目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已经在最高法院工作超过30年，其社会观念显然与美国年轻一代有较大差距。而党派提名年轻法官的策略，只会加剧这种脱节现象。
法官未必能真正反映时代的需求，更可能成为某种长期政治势力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的权力之大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过度影响力的担忧。
例如，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取消了联邦保护堕胎权的判决。
支持者认为，这是宪法权力的回归，各州应自行决定堕胎问题；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保守派利用司法权力剥夺基本人权的表现。
无论站在哪一边，都显示了最高法院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伴随着争议和分裂。
所以，美国的终身制该何去何从？
从目前来看，彻底废除终身制的可能性极低。要想改革，必须通过修改宪法，而宪法修正需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和四分之三州议会的批准。
在一个党派高度分裂的美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身制的命运，很可能仍将在争议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
终身制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有它的现代弊端。三权分立的初衷，是通过分散权力避免独裁，而不是追求绝对的独立性。
在一个资本深刻影响政治的社会，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被利益渗透。最终，决定权力是否合理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人性和价值观。
在2025年的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美国最高法院200多年的历史，会发现终身制从未真正脱离过争议。而争议本身，或许正是民主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