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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中文互联网上，“司徒美堂”绝对是顶流。初次接受信息轰炸的网友们一度认为，司徒美堂青年时飘洋过海，凭借能力成为美国的洪门大佬，中年时动员华侨捐款捐物，援助祖国的革命和抗战。功成名就以后，又先后拒绝孙中山和教员的高官厚禄，飘然隐去，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客风范。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历史资料公开透明，曾经的“英雄”也被迫褪去滤镜，我们得以一窥历史人物的真面貌。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司徒美堂。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郑成功在退居台湾以前，为了给大陆留下反清复明的种子，便以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为号召，创建了洪门，数十年后，陈近南将其发扬光大。因为洪门讲究“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故而洪门也称为天地会。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谁也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清朝中期开始，洪门就是广东、广西、福建的重要民间社团，和起源于运河漕工的江浙青帮、起源于地方自治社团的四川哥老会鼎足而立。
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洪门/天地会弟子就积极参战，为太平天国定鼎南京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发现金矿，全世界的淘金客纷涌而至。
位于中外交流第一线的广东，自然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大量的广东贫苦人民跑到美国淘金，仅1852年就有两万人抵达旧金山。到了1860年代，那些容易开采的金矿石基本开采完毕，唯有工业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继续开采。这就意味着风靡一时的淘金热结束了，普通人再无淘金致富的机会。
不过，随着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铁路工程开工，在美华侨嗅到工作机会，便纷纷转移到铁路工程沿线，帮助美国修铁路，赚到工资以后再寄回故乡买田、盖房或补贴家用。尽管他们经常利用欧洲移民举行罢工、维护自身利益的时机，抢占欧洲移民的工作机会，逼得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但美国远远超过清朝的工资，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广东人偷渡到美国务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到四十年时间，美国加州的华侨便达到三十万左右。这些华侨在美国举目无亲，又受《排华法案》的影响，经常被欧洲移民和非洲移民针对排挤，极度缺乏人身安全保障。
为了自保，他们依照广东的习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洪门堂口，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总部设于旧金山的致公堂，成为美国洪门最大的堂口，在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大城市都有分堂，号称“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势力之大，为各团体冠。”
司徒美堂是1882年到美国的，年仅15岁，在唐人街餐厅做厨师。自然，他也参加了美国洪门致公堂。
和大多数沉默、避事的华侨不一样，司徒美堂的脾气火爆，有一种敢打敢拼的领袖气质，不愿意做美国的下等公民，放下尊严换取工资。正是这点微小的差别，彻底改变了司徒美堂的命运。
1888年，司徒美堂见一个美国白人在餐厅吃饭不给钱，双方争执不下，便出手教训那个白人，结果司徒美堂的手劲太大，把白人给打死了，被当局逮捕入狱。这件事在美国洪门致公堂引起轩然大波。
华侨到美国谋生数十年，向来都是谨小慎微，忍气吞声，遇到不平的事也压抑在心里，以求换取在美国谋生的机会。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怨气，不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现在司徒美堂徒手打死美国白人，其他的美国华侨立即意识到，此人很能打，能保护大家的利益，能代表大家反抗美国白人的欺辱。于是他们遵照美国洪门致公堂的约定，筹集资金聘请律师，营救司徒美堂出狱。经此一事，司徒美堂名声大噪，成了美国洪门致公堂冉冉升起的新星，一些年轻华侨逐渐围绕在司徒美堂周围，在致公堂内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团体。
再过些年，随着司徒美堂的羽翼丰满，他便在致公堂内另开堂口，取名为安良堂，并同时兼任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重要职位，其麾下的安良堂骨干，也大多在致公堂兼职。至此，司徒美堂通过“堂内立堂、以安良控致公”的方式，正式由洪门新星晋升为洪门大佬，众人尊称为“洪门五叔。”
我们从司徒美堂的崛起过程可以看出来，他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绝不甘于人下，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决定了，他渴望的出人头地方式不是在一个组织内部逐级晋升，而是另立山头，自己做大哥。司徒美堂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派，帮助他取得了洪门大佬的地位，却在日后数十年，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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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洪门致公堂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和孙中山有莫大关系。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筹集革命款项，但成效不大。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兄长孙眉把孙中山介绍给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黄三德又介绍孙中山加入致公堂的分堂——国安会馆，并授予他“洪棍”的身份。正是这次美国之行，孙中山认识了司徒美堂。他们两人相处了五个月，期间孙中山给司徒美堂讲革命理论，司徒美堂给孙中山筹款，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后一段时间，司徒美堂为支援孙中山革命，甚至把致公堂的四栋大楼典押出去，给孙中山寄去15万美元。但司徒美堂不是散财童子，他支援孙中山，是有政治目的的。
1911年底，武昌起义爆发，滞留美国的孙中山急于回国，却苦于没有差旅费。司徒美堂立即筹款，送孙中山回国，然后动员致公堂成员发出三百多封通电，代表海外华侨声援孙中山。
长达八年的鼎力支持，致公堂是要回报的，司徒美堂也是要回报的，这一点，孙中山非常清楚。于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立即致电司徒美堂，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监印官。
孙中山的这份任命，相当于论功行赏，并试图通过他和司徒美堂的工作关系，巩固他和致公堂、美国华侨的联系。但总统府监印官的职务，显然不能满足司徒美堂。不久后，司徒美堂以“功成身退”的名义拒绝了孙中山，与此同时，致公堂给孙中山发去另一封电报，一方面祝贺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提出要求——
在中国成立致公堂的政党，参与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活，请孙中山给与适当的帮助。致公堂的要求，或者说司徒美堂的要求，事实上是另立山头，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并驾齐驱。这样的要求，孙中山显然不可能同意。
因为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重要政治基础，就是海外华侨，一旦致公堂在中国成立政党，便意味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政治基础遭到削弱，同时出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政敌，不利于同盟会长期执政。在这样的考量下，孙中山便拒绝为致公堂成立政党提供帮助，而是提议“吸纳成员、逐渐归并”，即建议致公堂成员加入同盟会，两者逐渐融合，最终形成贯通国内外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的这项建议，其实是有利于同盟会、致公堂长远发展的，但毫无疑问，致公堂拒绝了，司徒美堂拒绝了。从此以后，致公堂、司徒美堂便基本上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既然投资孙中山失败，致公堂便要另寻目标。
这次，他们选中了陈炯明。1925年10月，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美国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正式成立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并选举陈炯明为主席、唐继尧为副主席，中央党部设在香港，司徒美堂任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
之所以做出这项决定，原因有二：1、陈炯明和唐继尧是中国南疆实力派，手握重兵，可以做为洪门政党的武力保证。2、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不要求建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和司徒美堂的“另立山头”暗自契合，方便新成立的中国致公党，依托美国华侨的人力和财力，发展国内的政治力量。
然而，致公堂的这次投资也失败了。1927年，龙云等四位镇守使发动兵变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失势。1933年，早已失势的陈炯明死在香港。这两位致公堂寄予厚望的南疆大佬离世以后，依托他们开拓政治版图的谋划，便彻底落空了。陈炯明去世两个月后，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发动反蒋兵变，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第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蔡廷锴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广东人，而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司徒美堂就借筹款、慰问的机会，结识了蔡廷锴。都是广东老乡，都有政治诉求，又都是老相识，于是蔡廷锴等人刚刚起事，司徒美堂就通电拥护，表示致公堂和全体海外华侨，愿意为新政权效力。司徒美堂是准备利用第十九路军立足稳定以后，急需各政治力量支持的机会，回国开拓政治版图，完成十余年来未完成的事业。
结果，第十九路军只坚持了两个月，便在蒋介石的打击下失败了，蔡廷锴被迫出国考察。司徒美堂的希望，第三次落空，中国致公党的工作也陷入停滞。致公堂的三次参政尝试，要么因为选错合作对象而失败，要么因为选错参政方式而失败。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都是司徒美堂的“另立山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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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期间，司徒美堂和致公堂成员共同发起一个组织，名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累计筹款5400万美元，然后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送回国内，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据后人回忆，已经年逾70岁的司徒美堂，那段时间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非常辛苦。这是司徒美堂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给抗战筹款捐物以外，司徒美堂的另一个工作重心，依然是试图成立政党、回国参政。1939年10月，眼见原来的中国致公党名存实亡，无法承担参政议政的任务，司徒美堂便联合美洲各地的洪门堂口，成立了“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司徒美堂亲自出任监督，吕超然任部长。
这个组织，相当于司徒美堂以致公堂为基础，在中国致公党外另立山头。而凭借这个组织的监督身份，司徒美堂在蒋介石那里获得了统战价值。1941年，蒋介石任命司徒美堂为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力邀他回国任职。收到蒋介石的委任消息，司徒美堂立即取道回国，奔赴重庆。
司徒美堂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周先生便亲自前去拜访他，还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给他举行欢迎会，并转达了教员对他的问候，邀请他到延安参观，可能的话再谈谈合作事宜。但司徒美堂认为，这些年给中国抗战筹款捐物，展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海外华侨和致公堂回国参政有眉目了，便没有理会教员和周先生的邀请，说了一些场面话，直奔蒋介石官邸。谁知，蒋介石邀请司徒美堂回国，是希望他加入国民党，做为国民党和海外华侨、洪门各堂口的联系枢纽。
司徒美堂见状，大失所望，说道：“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绝不加入你们的党。”是啊，他要成立政党和国民党并驾齐驱，又怎么可能加入国民党呢。孙中山都没能打消司徒美堂的这个想法，更何况蒋介石。
不久后，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并在1945年3月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把美国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宗旨是“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司徒美堂，就是党的全美总部主席。中国洪门致公党是司徒美堂绝对领导的党，和曾经拥护陈炯明、唐继尧的中国致公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和以前的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相比，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凝聚力更强，又因为扎根美国，对蒋介石处理中美关系的作用更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又一次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司徒美堂为了参政议政，又回来了。但蒋介石为了实际控制美国洪门致公堂，耍了一个花招——他命令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然后邀请司徒美堂出任主席一职。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中统”头目，他们成立的党，必然要安插亲信的中统特务。可司徒美堂稍微思考一番，欣然接受蒋介石意见，以为身兼两个党的主席，便可以中国洪门民治党为跳板，把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力量带回中国，争取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份额。
结果，美国洪门的大佬玩不过中国中统的特务，没用多长时间，“二陈”就利用中国洪门民治党里的中统特务，完全架空了司徒美堂。司徒美堂都将近八十岁了，连续被蒋介石戏耍两次，又受到中统特务的玩弄，感觉非常羞愧，便于1947年7月在报纸上刊登《脱离民治党声明》，宣布脱离中国洪门民治党。
此后一年，司徒美堂始终在广东和香港隐居，谁都不见，什么话都不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1948年5月，我党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司徒美堂才坐不住了。
他知道，在非国即共的时代背景下，既然蒋介石和国民党靠不住，他想回国参政议政，只能站在共产党一边。想明白这一点，司徒美堂便写了一份《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里面有一句：“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觉荣幸。”
稍晚几天，司徒美堂又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写完这两封信，司徒美堂随即登船返回美国，等待消息。
那时，中国致公党已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恢复了组织机构和部分工作，并选举粤系大佬李济深为主席、老资格同盟会员陈其尤为副主席。这就意味着，重生的中国致公党已经是我党的合作伙伴，政治基础和日常工作都在国内，和海外洪门切断了直接联系。
所谓的“洪门领袖地位”，其实是司徒美堂无法代表中国致公党、立足美国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不能给他提供统战价值以后，给自己寻找的最后一丝统战价值，以求获得回国参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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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的信，教员自然是收到了，考虑到他在海外华侨中的巨大影响力，1949年1月20日，教员给司徒美堂写了亲笔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9月4日，司徒美堂抵达北京。那他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教员和周先生经过深思熟虑，给司徒美堂的定位是“美洲华侨领袖”，和他自我标榜的“洪门领袖地位”正相匹配。而前来参会的另一位华侨领袖是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
会后，司徒美堂当选为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则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数年后又兼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们都是海外华侨代表，地位却有明显的差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落差，一个很微妙的原因是，陈嘉庚访问过延安并给予好评、司徒美堂拒绝访问延安。同样是在新政协会议上，兼任中国致公党主席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司徒美堂数次成立政党谋划回国参政，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职位，现在却连李济深的项背都望不到了。八十老翁，奔波半生，沦落至此，让人不胜唏嘘。如果他当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把美国洪门致公堂融入同盟会，便在国内有了立足点，说不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结果他非要另立山头，还没有识人之明、判断政治形势的能力，最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以江湖会党的资质玩高端政治，结局大抵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