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转载赵树凯文章《纪登奎的疑惑》，记述纪登奎对文革中提拔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副总理产生的疑惑。这样的疑惑别人也有过，都不如纪登奎在这件事上有直接的关联。本文作者有对于农村事务的工作关联，对此作一些补充。
1、陈永贵会写汉字不过500个，识字千余，勉强看报纸
文革中，有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识字无多的工农商劳动模范，乃至体育选手如庄则栋在“九大”后担任了很高的国家领导职务，其中陈永贵最为突出。
在“文革”前以及十年动乱中，陈永贵身为劳模是不成问题的，在多数人看来心服口服，视为一面旗帜。但是要将他提拔为省委书记、副总理就产生疑惑了。倒并非是因为陈永贵缺乏干才口才，而是因为高层国家管理需要文化通识，这在近代国家范畴里，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容易产生决策和执行失误。
陈永贵识字无多早就传播开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熟悉他，有记述说：1974年5月，他写了一篇报道大寨的稿件《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请陈审稿。陈读不下来，让念给他听，听完表示同意。记者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下“同意”两个字才行。于是，陈永贵借了记者的笔：
他用我的自来水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了一横。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我告诉他多了哪一笔。他第二次又艰难地一笔一笔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
……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
他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能在文件上写一两句话的简单批示，但不能写一二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的，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的。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一千个。
2.陈永贵由村支书而成县、地、省乃至更高层领导
如赵树凯文中记述，文革中的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村党支部书记，一跃成为昔阳县委书记，接着当地委书记，很快就是山西省委书记。到1969年4月，他参加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56岁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冯东书的著作对来自山西昔阳的陈永贵背景进一步说明：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历史上出过大官，是尚书，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惟独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副宰相一级的官，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历数中国历史，没有文化的宰相从未见到过。文革的这个玩笑开得不小。（同上第1页）
事实上，秦汉以来朝代，帝王君主可以没有多少文化，会打仗有硬条件就行，但是辅佐他治理天下的宰相必须是饱学之士。这是因为历史环境发展变化了，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文化通识要求提高了。要建设现代国家，无论大小，没有相当文化程度是不行的。可以不讲求高文凭，但必须有相当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是要有现代文化通识。
在文革就不同了，期间笑柄叠出，流传四方，今人闻知多有不信者，认为是荒唐传说。其实那是深刻的惨痛教训。知史明理的道理也在这里。
3.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没有影响任用
赵树凯文章写道，陈永贵调入中枢被重用，没有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多少影响，几笔带过了，本文作者恰好与曾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将军秘书欧阳青熟悉，他后来任铜仁军分区司令员，著有《谢振华》传记，书中对此段历史有详细记载，摘引如下：
20世纪70年代前期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将军
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九大召开做组织准备。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负责这项工作，这时有揭发信写来，提出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责成正在山西的北京军区保卫部刘旭等3人负责查证此事。查到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并在相关敌伪档案中，“发现了陈永贵的名字，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
陈永贵得知此事后来到太原迎泽宾馆6楼，找谢振华交代了这段历史问题，向谢振华承认：“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局长李金石，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引自欧阳青著《谢振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70-276页）
谢振华很慎重，向周恩来报告了。本文所引的冯冬书著作中，也在第210页作了同样印证。吴思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也说到此事，情况相同。
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大寨，谢振华当面向他请示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问题。
周恩来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以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同上，第276页）
负责组织事务的纪登奎当然知道此事。但是陈永贵何止是当九大代表，最后连政治局也进了。最后决断来自最高层。纪登奎的疑惑也主要出自这里。
4.怎样看陈永贵抗战中的历史问题
陈永贵进入北京中枢，当然与领袖意志直接关联。
1972年7月24日晚10:00，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召见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周恩来总理在座。毛泽东谈到国内事务时转向周恩来说：“你要到全国各地去，在工农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来担任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府中的副总理、副部长，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页，参见《毛泽东年谱》第6卷443页）
如何看待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谢振华》传披露，将军汇报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他本人在不久之后，受江青挑起的批判晋剧《三上桃峰》，被解除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文革后，他担任了昆明军区政委——本文作者注）。
陈永贵在1973年当上中央委员，随即进入政治局，1975年1月担任副总理主管农业，直到1980年9月被解除这个职务。
在他主管中国农业期间，极力推动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使之真正成为一项国家行动。业绩怎么样？可由数据说明，包括这些年全国粮食总产提高了多少，人均有粮多少，农民增收了还是减少了，农副产品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需求？应该说，对于他这样一个识字无多的农民来说，中国农业千差万别、天文数字般的综合数据，是不大容易读懂的。
改革开放政策既定的1980年，陈永贵辞职，“学大寨”全面式微，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先导的农村改革风生水起，“大包干”三四年，使中国人吃饱了饭。
话题还是回到“纪登奎疑惑”。其实，纪登奎在文革之初对陈永贵是有所批评的。冯书记载，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纪登奎带领两名人民日报记者到大寨，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向他汇报刚写成的一篇报道《大寨公社尽大寨》，说总结出来学大寨四条经验。
纪登奎听后笑了，对记者说：“我给你再加上几条，你敢不敢写？”
他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
纪登奎在说反话，其实是批评大寨这些做法有违中央关于农村工作“60条规定”：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见冯东书同上著作第18页）
此后纪登奎不说这个话了，但他对陈永贵心存疑惑，在晚年还是向赵树凯说了。
对这些问题，还是由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成果来阐述，那是令人信服的。笔者知道，赵树凯当前正在主持规模相当巨大的《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编辑事务，或许在梳理纲目的时候，又接触到了“纪登奎疑惑”。实际上，正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村改革冲破思想禁锢，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使得“纪登奎疑惑”成为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述排艰克难的农村改革实践和打破禁区的活跃思想探索，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承负的任务。
QYB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照葫芦画瓢，活学活用，大寨精神，就是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