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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有个奇怪的现象当官的想请假，比百姓上访还难。甚至有人调侃，这些穿着官服的人，哪怕病得快抬不起头了，心里还得盘算着“这假到底能不能请”。

很难想象，一个母亲病重在床的孝子，却要为回家探望母亲而愁眉苦脸。这不是笑话，而是清代官员范家相的真实经历。

乾隆二十六年，翰林院检讨范家相刚刚三十出头，正值仕途的上升期。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却收到老家传来的急报母亲病重，盼他归家一见。

消息来得突然，他的心情也复杂得很。一边是母亲的病床，一边是即将到来的职场晋升机会。

他犹豫着、徘徊着，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清代，请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朝廷对官员的请假有一套繁琐的规定，不光要看理由，还得过关斩将般逐级审批。

假期的代价也大得惊人，往往关乎一位官员的前途命运。范家相的故事，正是清代官场这一制度的缩影。

清代官员的请假制度，不是随便说说。像范家相这样的京官，尤其是三品以下的官员，请病假得先向吏部提交详细的书面报告，阐明理由。

这个理由还不能是简单的“身体不适”，得摆事实、讲细节，甚至还可能被吏部考功司派人面询。

通过了层层审查，吏部才会将请求汇报给皇帝，而这过程少说也要半个月。

范家相心急如焚，可这请假的“走流程”却让他陷入了漫长的等待。获批只是步，更大的问题往往在后面。

清代病假制度有两条“硬杠杠”，病假期间没有俸禄；，原来的职位会被别人顶替。对于像范家相这样还没什么“底气”的年轻官员这些代价太大了。

一旦职位被顶替，恢复健康后他只能进入候补队伍，而清中期的候补时间动辄五六年。换句话说，他的仕途可能因此被彻底搁浅。

清朝的官场也不是铁板一块。满洲官员的待遇就与汉官有天壤之别。满洲文官请病假时，六个月内不仅俸禄照发，职位也不会被替代。

就算超过六个月被“开缺”，他们仍然保留编制，病愈后可以迅速复职。而汉官呢？不仅开缺，还要接受地方督抚的监督，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弹劾甚至革职。

这种差别待遇，让汉官们在面对请假问题时，常常犹豫再三。

范家相的困境，正是这种官场“潜规则”的真实写照。虽然孝道是清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与官场规则发生冲突。

比如说，官员回乡探望病重父母这种“事假”，虽然名义上没有俸满的限制，但必须马上开缺，且回乡时间没有明确期限。

问题在于，父母病情的轻重难以界定，而这种模糊性也给了不少官员钻空子的机会。有些人借口父母病重请假，实际上却是逃避调任或追责。

正因如此，朝廷对这类请假格外警惕，甚至可以说是宁可多扣下几份孝心，也不愿放过任何可能的“投机取巧”。

举个例子，清代有一名官员，本来即将被调任到一个偏远且“油水”少的职位，却突然以父母病重为由提出请假。

结果他一走就是数年，再回京时岗位早已被他人占据。朝廷对这种行为颇为头疼，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在“以孝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很难对探望父母的行为进行过多指责。

范家相的难题，是清代官场规则与人性冲突的缩影。官员们在面对家庭责任和仕途前景时，往往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权衡。

而这种选择，很少有“对”或“错”，更多的是利益和风险的计算。范家相最终还是没能回家，他选择了继续留在京城等待晋升。这一决定让他在官场上走得更远，但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清代的请假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持官场的秩序，但实际上却反映了社会治理中权力与人性的博弈。

比如说，事假的审批程序，虽然看似严格，但实际上在晚清时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官员以请假为名，逃避现实责任。

尤其是在大清末年的风雨飘摇中，谁都不想在风口浪尖上被推向前线。于是，官场上的“请假风”愈演愈烈，成了一种无声的抗议形式。

有人说，清代的请假制度是官场的“照妖镜”，让人看清了制度背后的荒诞与无奈。也有人说，这是那个时代的“集体失语”，因为无论是“孝”还是“职”，都无法彻底满足官员的内心需求。

不管怎么说，这些历史细节，足以让后人感叹当时的官员，真是一份苦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