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建国，今年58岁，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小山村，一片丘陵环绕的小地方，人们靠种地和做些小买卖为生。
我们村离县城不远，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不便，村里鲜有年轻人能走出去。
我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靠种几亩地供我们姐弟几个生活。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那时候，家里再穷，父母也总想着让我读书，说“只要建国能考出去，咱家就有希望了。”
现在，我住在省城，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生活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平稳安逸，儿女也已成家立业。
每到年底，我总爱坐在桌前，翻看以前的日记本，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些事。
最近翻开一本泛黄的旧日记，里面夹着一张布鞋的图案纸，线条已经模糊了，但那段岁月却清晰得仿佛昨日。
那是1982年，我考上中专那年，和未婚妻张玉兰的故事。
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没读过什么书，可是她为我做的那些事，却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82年，我刚满15岁。
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中专学校，这对我们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
村里人都说：“建国成了咱村的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父亲特别高兴，逢人就笑着说：“这是咱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但母亲却有些忧心，家里几个孩子都要吃饭，我去上学的费用从哪儿来？
就在这时候，媒人上门了。
媒人是村里的张大婶，她说：“建国他妈，我给你家说个亲事吧，对方姑娘人老实，会过日子，最重要的是家里还能帮衬一把。”
母亲有些犹豫，但张大婶说得头头是道：“玉兰家两个兄弟，日子不算差，姑娘手脚勤快，没准还能给你们家减轻点负担。”父母当时就定了这门亲事，连我的意见都没问。
第一次见张玉兰，是在家里。
她比我大两岁，长得清秀，扎着两条麻花辫，手里捧着一条刚织好的围巾，腼腆地站在门口。
她坐在炕边，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也不太高兴，毕竟我刚考上学，哪儿想过成亲的事？
但母亲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夸她：“这姑娘勤快、能干，建国，以后有她照顾你，咱就放心了。”我没吱声，心里却有点别扭。
上中专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县城和村里完全不同，学校里有来自各地的同学，大家聊天时说的都是以后毕业能分配工作、吃国家粮的事。
班里的男生们也喜欢议论女生，偶尔还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可我一想到家里给我定下的亲事，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
一次放寒假回家，张玉兰带着一双布鞋来找我。
她说：“建国，我听说你们学校冬天冷，这鞋底我纳了三十六道，暖和得很，试试看合不合脚。”我低头看着那双布鞋，鞋面是深蓝色的，针脚密密麻麻，鞋底硬实，连鞋帮边角都包得整整齐齐。
这双鞋显然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可我却一点感动的感觉都没有，甚至觉得烦。
那天晚上，我忍不住跟母亲说：“妈，我不想要这门亲事了。张玉兰她连书都没念过，我以后要是留在城里工作，她跟着我，咱俩能说到一块儿去吗？”
母亲脸色变了，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抬头看着我：“建国，你说这话良心不疼吗？玉兰为了你，不知道熬了多少夜做布鞋，还帮咱家种地、砍柴，你怎么能说退就退？”
我不吭声，低着头不敢看母亲。
片刻后，她抄起炕边的笤帚，狠狠地指着我：“你要是敢退亲，我就打断你的腿！咱刘家不能这么缺德！”
张玉兰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思。她虽然没明说什么，但每次见到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话也比以前更少了。
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在尽力试着和我拉近距离，比如问我学校的事，问我喜欢吃什么，可这些都让我觉得别扭。
我有时候想，她为什么非要这么死心眼儿呢？
她完全可以找个跟她一样在村里务农的人，为什么偏偏要和我绑在一起？
一个月后，我要开学了。
临走前，张玉兰又来了，她送来了一件棉袄，说：“我怕你学校里冷，就给你做了一件新的，布是我攒了两年的票换来的，你试试看合不合身。”那一刻，我突然有些动容。
她脸冻得通红，手上还有针扎的细小伤口，显然，这件棉袄是她一针一线赶出来的。
可是，我还是没说什么好听的话。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出口。
直到那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彻底改变了对她的态度。
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县城的街上闲逛，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张玉兰。
她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罐腌好的咸菜和几斤花生。
她说：“建国，我知道你伙食费不多，这些拿去学校吃吧。”同行的同学们都看着我，有人甚至偷偷笑。
我当时羞得满脸通红，冷冷地回了句：“你以后别来学校找我了！”
那一瞬间，我看到她的表情僵住了，眼里像是蒙上了一层雾。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篮子递给我，然后转身走了。
等她走远了，我才发现，篮子底下压着一封信。信里，她写得很简单：“建国，我知道你嫌我没文化，配不上你。可我只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别辜负叔叔婶婶的期望。我不强求你什么，只要你过得好，我就知足了。”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后来，我毕业分配到县里的一个单位工作，张玉兰依然在村里。我曾试着和她说：“玉兰，你愿意跟我去县城吗？可是你得学着适应那里的生活。”
她笑着点头，说：“建国，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们最后还是结了婚，在县城里过上了日子。日子虽然清苦，但她从没抱怨过，总是默默地支持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总能想起那双布鞋和那封信，仿佛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走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每次提起当年我差点退亲的事，她总是笑着说：“要不是你妈那笤帚厉害，咱俩这辈子可就错过了。”
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但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绝不会这么完整。
日记本合上的那一刻，我抬头看向窗外，雪已经停了。
院子里的张玉兰正在晾晒衣服，她的身影依旧瘦小，却透着一种温暖和坚韧。
我端起茶杯，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娶她，哪怕是拿着那双布鞋，再走一遍当年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