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刚刚落幕的第34届亚太肝病学年会（APASL 2025）上，本届大会名誉主席、香港天下仁心医疗集团主席、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廖家杰教授就慢性乙型肝炎（CHB）临床治愈、肝癌防治等前沿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随着2030年WHO消除CHB目标的临近，我国CHB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次专访中，廖教授立足其深厚的临床实践，系统阐述了当前CHB临床治愈与肝癌防治领域的关键突破与现存困境，为推进我国CHB与肝癌防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洞见。
《国际肝病》
目前全球在CHB临床治愈方面有哪些重要进展？
廖家杰教授
目前CHB临床治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小分子药物上，包括siRNA和ASO等。但必须承认，这些新疗法的实际效果还不够理想。最近罗氏的新药临床试验仍然需要联合干扰素使用，这很能说明问题。回顾治疗发展史，从1998年拉米夫定获批上市用于慢性CHB治疗以来，我们发现核苷（酸）类似物（NA）联合长效干扰素治疗对特定患者群体效果显著，比如HBsAg定量低于3000 IU/mL的患者，其临床治愈率可以达到20%以上。
但新药研发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首先是适用人群受限，现有新药主要针对HBsAg低载量患者，而这类患者多为50岁以上人群，治疗效果可能受年龄因素影响。其次是成本效益问题，新药价格昂贵且使用不便，推广难度大。最重要的是，CHB病毒能整合进宿主DNA的特性，与丙肝病毒完全不同，这给彻底清除病毒带来了巨大困难。
《国际肝病》
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CHB患者的肝癌发生风险？
廖家杰教授
科学研究已经明确证实，早期干预是关键。具体来说，除了HBV DNA阴性、无肝硬化或家族史等特殊情况外，所有HBsAg阳性患者都应接受抗病毒治疗，这能显著降低肝癌风险。同时，我们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腹部超声联合甲胎蛋白检测，这个方案成本约150元，但能实现肝癌的早期发现，大大提高治愈率。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有效方案在临床实践中仍未得到充分应用。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治疗指南太过复杂，比如对HBV DNA阈值的严格限制，应该简化为更易操作的“HBsAg阳性即治疗”策略；二是医疗系统存在诸多障碍，包括资源分配不均、患者随访机制缺失等。值得欣慰的是，在我的医疗中心，通过规范实施这些策略，15年来没有一例接受系统管理的CHB患者死于肝癌。
《国际肝病》
肝癌系统治疗有哪些突破性进展？
廖家杰教授
当前肝癌系统治疗的最大突破是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基础的治疗方案。PD-1/PD-L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使用，已经将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过去的不足5%提升到20%。更令人振奋的是，部分患者因此获得了手术或肝移植的机会。
展望未来，我认为需要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建立覆盖全民的肝癌筛查网络，可以借助基层医疗机构和数字化平台来实现；其次要构建多学科协作机制，把CHB治疗、肝癌监测和系统治疗有机整合；最后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充分利用我国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比如通过电商平台配送药物、建立线上健康管理系统等，切实降低医疗成本。
通讯作者
廖家杰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中国香港天下仁心医疗集团 主席，肠胃及肝脏科主任
中国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特聘专家、荣誉临床教授
山东青岛大学 客座教授
浙江杭州树兰国际医学院 特聘教授
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 首席科学家
英国伦敦肝病研究所荣誉教授
曾任中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助理院长、肠胃及肝脏科临床教授、亚太肝病学会主席
一直致力于肝病研究，包括治疗乙型肝炎感染和化疗后防止乙肝复发、直接作用药物抗丙肝中乙肝复发的前瞻性研究工作，是目前国际上研究肝炎的权威之一
在New Engl J Med、Lancet、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等杂志上发表论文500多篇，H指数为98
曾获中国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解放军总后医疗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亚太区肝病研究学会（APASL）最高荣誉奖项Okuda-Omata杰出成就奖等。
目前，廖教授还担任亚太区肝病研究学会（APASL）常务委员会资深委员， APASL乙肝指南委员会、乙肝再激活指南委员会、消除肝病工作组主席，APASL肿瘤指南共同主席，APASL网络研讨会项目负责人，APASL肝病学院专家组成员，Hepatology International研究亮点项目负责人，和亚太区消化性疾病联盟（APDWF）执行董事会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