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远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大清来说,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轻、代价最小的。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皇帝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这是一次空前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在漫长的编年史中,这样的机会不仅极少出现,而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入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以及近乎绝望的等待。

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的维新变革从开始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权力欲极强的西太后再次走到台前垂帘听政。贵为皇帝的光绪痛苦无处诉,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1898年的中国,光绪帝手中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是没有改写历史、掌舵文明的实权。但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运筹好了,能一步步地稳健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然而历史没有命定。

有人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因为慈禧太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人谋不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康有为确实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步子迈得太急而导致决策失当。百年以后得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时,如果仍停留在对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味谴责上面,无疑想的太简单了,我们同样要对于维新阵营设计的方案、背后的思路以及心态,有足够的审视和严厉的解剖。

维新派康有为的变革在开始就遭到强烈抵触,他的许多言论过于激烈而让士大夫难以容忍,他与汪康年争夺上海《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以及采用的手段,今天看来有许多不当之处。另外，他以为抓住一个年轻的光绪帝就可以扭转乾坤心态过于幼稚,包括他们最后仰仗袁世凯的幻想以及发兵围困颐和园的密谋,都有孤注一掷的心态以及对现实缺乏清醒的头脑,缺乏长期、可持续地改变中国的心理准备。结局，他们当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条最佳的方案推动社会进步。当时严复、张謇曾劝说康有为去办教育,但都被他拒绝了,他的只争朝夕正好表明,他没能摆脱一心为帝王师的旧思想情结。戊戌年的中国不能诞生一个现代型的领袖,即使站在时代前列的康有为也无法再进一步。

更何况,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言论的影响,还不如张之洞,一部《劝学篇》仅仅在变法期间的印量就高达两百万册。而康有为著作的传播还是受到很大的阻碍,鼎力支持维新的地方实力派、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曾上折子,要求光绪帝降旨销毁《孔子改制考》,他不认同康有为的说法。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陈宝箴主张由张之洞这样有从政阅历的稳健派进人朝廷中枢,主持维新大业。

反思戊戌年,不能只把百日维新单独拿出来论。要往前推,至少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时候入手；往后,要看庚子年的八国联军进京,以及由此引发的晚清新政,乃至清朝的覆灭。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事件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拔起萝卜带起泥。了解戊戌年的史实，我们不能只听康、梁的一家之言,还要看方方面面的记录,如外国观察者的记录、故宫的档案、反对变法者的记录等,只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大量史料都呈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较为完整的历史真相。

只有了解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告别历史的伤痛。无论如何一百多年后,我们正在告别这段历史的伤痛。#深度好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