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全芦山参加三十二军政治部
王汶才 口述，董耀君 整理
我今年七十五岁，原籍四川荥经。
一九三五年夏季，由泸定桥渡河的红军进入荥经县境，包围了荥经县城，国民党荥经县长周燮之谎报荥经县城“失陷”，仓惶于深夜弃城逃走，红军进驻县城。不几天又走了。
到了冬季，红四方面军收复了荥经。红军进城时，整个县城内富豪之家都逃走了。当时，我家被人称为“王老虎”，按一般情况来说，也该早作准备远难去了，但父亲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却主张“大难居城，小难逃乡”，全家没有一人逃走。
后来，为了避免匪军空袭，父亲把孩子们疏散到了距城约四、五里的老家罗星坝，父亲留在城里看家。
父亲成为基督教徒是当时的社会、家庭环境造成的。民国以来，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捐税重重，父亲以开办铜矿创业，家境逐渐丰裕，而苛捐杂税也接踵而来，因而被迫停业。民国十四、五年间，为无休无止的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父亲在雅安投了洋教，从此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仰洋人鼻息，稍得喘息。又送我到雅安教会学校明德中学念书。尽管那时年少，反剥削、反压迫，不满现实的思潮却已经开始萌发了。红军入城时，我已经读完明德中学，回到了荥经帮父亲经营一个卖纸张、兼卖书籍的店铺了，取名“蜀南”书店。
就在我们被疏散到乡下后的一天，父亲突然来了，他把我们都接回县城。父亲在城里同红军早已关系密切，还把他开的店铺中的书籍、纸张等东西捐给红军，从父亲的口中，我们也开始认识了红军，深信红军确是好人。
红军入城后，一个代号叫“认真”的红军政治部（三十二军政治部）设在我家侧边的一个商号为“兰荣泰”的大茶号里。有一天，父亲带我到了红军政治部，说是要送我参加红军。政治部的负责人王透询问了我的姓名等情况，参军时，名王用洲（这是我的老师陈志道（芦山人）给我的号）。
在“认真”政治部，
政治部宣传部长王透组织我们一批新参加工作的新同志学习。记得我们学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听他讲解过《何梅协定》。学习结束时，王透给我们出了三个作文题目，要求大家每人选作一篇文章。有一个穷秀才叫郑生，估计他文化多些，叫他作第一个题目，《讨蒋介石檄文》，还有两个题目，一个叫《告白军官兵书》；一个叫《川康边区概况》，我选作了《告白军官兵书》。文章写好后，得到同志们的好评，修改后，还油6印成了传单散发。
十多天的学习结束后，我们被调到天全县。
开始住在丁村坝。一天，三十二军政治部带队同志引我去见一个军人打扮，穿青布大衣的红军首长，他向首长说，“弄了一个大学生来了，交给您”，首长和蔼地问，“您是大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只受过中等教育，因为我是大个子，所以他们叫我‘大学生’。”首长说，“好，你就留在这里，搞抗日救国工作！”下来一打听，才知这位首长是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
在天全县丁村坝一住下，我们就参加布置“川康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由一位穿咖啡色外衣的女同志带领，后来经别人介绍说，她叫康克清，是朱总司令的爱人。我们还被派去迎接过代表。代表都戴着花。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川康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了。
会议有几百人参加。大会会场前面席地而坐的是工农兵代表，其次是新参加红军的战士及其家属，最后是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
会议开始先由王维舟首长讲话，接着由一位同志宣读了各方面来的贺电，我记得有苏联苏维埃主席团的贺电，有某边区游击队的贺电，有某方面军的贺电，共三四封贺电。
同时还宣读了任命彭德怀同志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的命令。
我当时怀疑这些是伪造，后来才知道四方面军有电台，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部队。宣读完各方贺电，到会代表开始发言。发言完毕，一批新参军战士走上主席台，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老同志给他们一个个都挂上了红花。大会最后还宣读了一项内容，新党员、团员交申请书。会场上，大家高呼“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等革命口号，还唱起了雄壮的《抗日救亡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接着是文娱演出。剧团的女团长吴同志演出了歌剧《送郎当红军》，李伯钊同志跳起了苏联的《水手舞》，大家看得眉开眼笑。剧团中我记得有个叫吴富莲的，白天我同她一起躲过空袭，还一起用茶包子搭过防空洞。
那年的春节我是在芦山过的。春节期间很热闹，节目很多，有花灯、锣鼓，大多为群众搞的，同时红军还帮助组织了盛大夜间游行。
在芦山期间，我们没有同王维舟总指挥住在一起，但每天见面。他待我亲如长辈，只要有了好吃的，他就派人叫我去他那里。一次，他不知从那里弄到很少一点猪肝，煮在红苕中，他派通讯员要我去，我到了他那里，他拿了一小块煮熟的猪肝递给我，并说，“就是这点点东西，都是来之不易的啊！”他常给我讲说，旧军队他也混过，只有红军所走的革命道路才是出路啊！
一九三六年二三月，红四方面军撤向懋功方向，抗日救国会也开始撤离芦山。王维舟总指挥先在前面走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同张琴秋同志一道出发了，刚出城，张琴秋从马上摔了下来，头部左额跌伤了，我同张琴秋的警卫员一起为她包扎好才又上路。还不到夹金山，我穿的布鞋已烂得不能穿了，改穿草鞋。后来草鞋也烂了只得赤脚走了。脚板上划出了道道血口，又感染化脓，行路十分艰难。
几天后，我们在距达维不远处赶上了王维舟总指挥和大部队。见到总指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见我已拖得不成样子，要我不要走了，他说“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要我们在那里休养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乡，组织“红军之友社”和“抗日救国会”，我应承不下来，终于同总指挥离别了，总指挥走后，仍有一连红军断后，掩护我们掉队的休养，从后面追来的国民党军仍然不断向我们逼进。后来传说当地土司头人已经回来，红军才全部撤走了。
红军撤走后，我们历尽风险，终于辗转到雅安，当时荥经还在对参加红军、游击队或是参加过宣传工作的人进行清查和镇压。我和一个姓广的同学一起到成都，后来家乡稍平静了，我才回了家。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
于雅安市西大街127号
我们父子参加红军的经过
罗明昌 口述，陈绍林 整理
整理者的话：1986年6月28日，芦山县太平乡籍老红军，原江西省五金交化公司经理罗明昌自江西回到芦山，专门寻找五十一年前，父子二人参加红军在踏上北征程前夜，于芦山县双石乡双河场托付他人收留抚养，当时年仅七岁，从此下落不明的胞妹——新翠（小名）。
当天下午，县委党史办、老干局、县供销社等单位派员组成了调查组，在县委副书记孙顺前同志的带领下，到达双河场，在双石乡政府的配合下，开始调查“新翠”的下落。
据老红军罗明昌讲，他的父亲姓雷，原籍在双石乡西川村。通过多方寻找，找到了新翠，新翠现名雷扬珍，58岁，丈夫叫任朝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