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侵华日军特务河下谷清在中国服刑结束，他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申请，请求恢复日本国籍，想要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和四个混血儿女回到日本。

河下谷清的情况按照日本当时的法律是可以当作特例来处理的，他的中国妻儿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没有多久手续就办妥了。

河下一家刚刚抵达日本，就有别有用心的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河下作为特务、间谍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又曾经在监狱里面服刑，这些媒体想要从他口中听到的内容不言而喻。

而河下面对这些记者的时候，还没有等他们问出问题，就直接抛出一句：“我，河下谷清庄重宣告，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说得还不够明确，又着重补充了一句：“我喜爱中国！”

想要借此大放厥词的日本记者全都目瞪口呆。

河下谷清如此高调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亲友都有些担心他将来在日本国内的境遇。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迎接他的，是人生的完全逆袭，他竟然在5年内成为了亿万富翁。

这更让他坚信，他余生所有的财富和幸福都是因为他的认罪！

都是因为他诚心诚意对中国人的忏悔！

1957年夏，住在南京中山陵八号的许世友将军正在家里张罗着招待一位客人。

他拿出了最爱的贵州茅台，吩咐厨房烹饪自己捕猎的野味、自己养的鲜鱼、自家种的蔬菜。

许世友倒不是招待什么贵客，而是自己曾经的老警卫员徐永卿。

徐永卿是山东威海人，少林弟子，18岁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参与抗日。

他身手矫健，人非常机警，空手能打趴一群日本人，后来他被组织调给了许世友做警卫员，尽职尽责。

1945年，徐永卿在一次和日匪的交战之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了老首长许世友，离队治疗。

1949年，徐永卿来到了福建，根据组织的安排，转业在一家工厂当副厂长。

这次徐永卿是去上海出差的，回福建的时候顺道来南京看看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别提多高兴，见到老部下面对面坐在小餐桌上，不住地喝酒，回忆着当年的峥嵘岁月。

徐永卿这次来看老首长只是目的之一，酒过三巡，他说起了另一件要紧事。

“首长，我这次在上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日本人。此人是个危险人物，曾被地下党组织认定是日本特务。他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一听，面色凝重：“你详细说说。”

徐永卿一五一十将他和河下谷清在抗战时期的交手经历告诉了许世友。

徐永卿刚刚认识河下的时候，一直觉得河下人不错，是个难得有正义感的日本人。

他是一名日本工程师，当时徐永卿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地下党组织曾经安排他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日本口语，希望他能多和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获取情报。

河下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他对中国的工人都非常客气，很快就和徐永卿聊了起来，有时候还会一起喝酒聊天。

徐永卿对河下有了个详细的了解，并且对他格外有好感。

河下谷清的父母都是早年来东北行医的医生，他出生在吉林，从小生活在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这片土生土长的地方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他对日军侵华非常痛心，他坚决反对侵华战争。对被日本人摧残的中国军民，他每次提到都充满了同情。

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之中，河下的反战立场是公开的，他似乎根本不害怕宪兵队的调查，也不怕会被迫害。

这是徐永卿从河下口中得到的信息，他也听身边的同事说过，这名日本工程师一直在秘密帮助中国抗日人士。

年轻的徐永卿将这名日本人当作了可靠的朋友，而河下也很快发现了徐永卿的地下党身份，他非常惊喜，从此以后还会偷偷帮助徐永卿执行任务，让徐永卿对他深信不疑。

比如一次组织给徐永卿一个重要任务，在日本皇室代表来济南视察的时候，在济南火车站贴上反日标语。

但日本宪兵队早就进驻火车站，围得像个铁桶一样，根本进不去。徐永卿就想到了河下，抱着尝试的心情，向河下提了出来，河下马上打包票交给他去做。

这件事最后都不用徐永卿亲自动手，河下就这样做成了。这在济南成了大新闻，还在整个山东流传，日本内部也以此围耻。

徐永卿经过这件事之后就像地下党组织推荐了河下这个人，组织经过研究，觉得此人可以继续接触，这样的友好人士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和国籍无关。

河下从此以后更加胆大，还忙着组织起了“中日反战青年联盟”，他被徐永卿当作了一名亲密的同志。

就在这个时候，徐永卿在济南的潜伏工作到此为止了。他因为被叛徒出卖，不得不离开济南。

说起这段时期，徐永卿很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这样突然的离别感到可惜。

万万没有想到，徐永卿回到根据地之后，另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河下谷清是一名特务，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专门负责搜集抗日情报。他曾经骗出了多名抗日青年，这些青年有的就这样死在了日本宪兵队的监牢里面。

徐永卿又惊又恨，河下给年轻的徐永卿上了沉痛的一节课。

回过头来想，河下这样一位没有什么背景的工程师，如此高调地支持抗日，敢打包票在宪兵队眼皮子底下贴抗日标语……这怎么可能？

徐永卿背脊发寒。

如果他没有因为意外离开了济南，他一定会继续和河下合作，所谓的“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就是明晃晃的陷阱，从徐永卿来到铁路局的第一天，河下也许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河下精密设计的！

现在地下党组织已经察觉到了河下的真实身份，一定会对此人进行防备。

不过从此之后，徐永卿再也没有听过河下谷清这个名字。

徐永卿觉得，既然一直没有这个人的情报，一定是被锄奸队锄奸了，或者战败之后直接回了日本。

但徐永卿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来到上海，竟然在马路上直接遇到了河下。

当时徐永卿正在公交车上，河下在路边慢慢走着，徐永卿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熟悉，仔细一想立刻想到了河下谷清这个名字。

差一点，徐永卿就将这个名字脱口而出，他意识到不能这样打草惊蛇，于是在下一站赶紧下车，等匆匆跑过去，早就不见河下的影子了。

徐永卿总觉得不安心，思来想去还是找许世友报告一下这件事比较好。

许世友听完问了一遍：“你确定那人就是河下谷清？”

徐永卿回答：“我一直盯着他，肯定不会认错。”

许世友也觉得此事比较特殊，让徐永卿现在写一份材料，他要转交给上海方面，对此人进行调查。

徐永卿当天住在了南京的招待所，连夜写好了材料。不过经过一夜，许世友觉得这样还不够稳妥，他写了一张介绍信，让徐永卿连着材料和纸条，立刻寄往上海。

徐永卿包好信封之后，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到了上海，信封写着：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亲启。

徐永卿的信夹杂在很多群众来信之中，每天柯庆施收到的信又上百封之多，柯庆施来不及一一看信和回复，所以也安排了专门的信访部门人员一一拆开记录。

因为徐永卿的信件里面有许世友的纸条，所以信访部门立刻送到了柯庆施的办公室，柯庆施非常重视，当天就下达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立刻调查清楚。

于是，许世友的纸条，柯庆施的批示和徐永卿的材料一起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这件案子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公安局立刻慎重挑选侦查精英，组建专案组，尽快调查出河下谷清究竟在哪里。

上海市公安局骨干吴一竹带着三名助手小汪、小刘和老崔负责此案，组织还给他们配备了一辆吉普车，调查之中所有的支出都可以报销，可见组织对河下谷清案的重视程度。

吴一竹安排小汪立刻前往福州，见到徐永卿，详细询问更多细节。

而老崔和小刘则留在上海，去看守所和监狱找一些在抗战期间曾经在济南待过的犯人，搜集河下的资料。

小汪在福州见到徐永卿之后，徐永卿又补充了几点：

1、河下出现的具体地点是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

2、他的穿着和上海群众没有什么差异：白色无领汗衫，灰色长裤。

3、他手里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是茭白和长豆。

小汪回到上海之后将这些情况和吴一竹讨论了一下，吴一竹认为，徐永卿参加革命许久，而且又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认错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河下谷清穿着随意，还拎着菜篮，可以判断出他就住在附近，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上海。

上海在战争年代鱼龙混杂，解放之后，新政府对市区内的人口进行了详尽的普查，这为警方寻找可疑人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接下来二十多天，吴一竹每天都会去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场附近的派出所开会，向居委会干部布置任务，直接借助群众的力量，尽快找到河下。

原本推测河下就住在这附近，结果一个月查下来竟然一无所获。

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召见了吴一竹，吴一竹也很疑惑：“黄局长，有没有可能徐永卿认错人了？”

黄赤波严肃道：“就算这样，你们也要找到那个长得像河下谷清的人！我再给你们增加人员，你们再一起商量商量，将这件事调查清楚。”

的确，河下谷清的存在就是一份隐藏的危险，此人在抗日期间狡猾异常。

徐永卿不是没有看错的可能，但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他，也要把这个侵华的罪人揪出来。

此时，前往监狱、看守所和劳改队的同志们也获得了一些消息：

1、河下谷清确实曾经迫害过我党同志和抗日爱国人士。

2、他行踪诡异，相当狡猾，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抗战结束后去了哪里。

3、他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妻子，浙江人，住在上海，舞女出身。

老崔还找到一个和河下谷清相当熟悉的罪犯，名字叫朴汝春，老崔和他谈了整整6个小时。

朴汝春是朝鲜族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曾经给关东军党间谍，后来被派到了济南执行任务，被济南一名军官看上，就留在了济南。

朴汝春来到济南的时候，徐永卿已经离开了，而河下谷清还在演戏，宣传他的“中日反战青年联盟”。

朴汝春被河下喊了过去，冒充韩国地下抗日同盟的积极分子，鼓动更多的青年参加“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等到时机成熟，河下串通日本宪兵队，将组织里的12名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逮捕杀害。

这次“任务成功”，河下请朴汝春喝酒，酒过三巡，不小心说出了他在上海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之后，河下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女人。

1943年8月，河下和朴汝春最后一次见面，两人在车站偶遇，寒暄了一阵子，河下告诉朴汝春他这次离开济南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河下坐的那班车是从南京到北京的，从此以后，朴汝春没有见过他。

不过，朴汝春在其他日本人交往的时候也听说过河下有个中国老婆。

这些日本男人十分粗鄙，看来对河下的漂亮舞女老婆也很是艳羡，他们称找个这样的漂亮老婆也便于掩盖身份，方便行动。

一个住在上海的舞女妻子，看来河下的确可能在上海，调查组也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老崔回到上海之后，吴一竹立刻召集专案组开会，连夜制定寻找舞女的方案。

舞女这个群体在上海解放之后就消失了，这些女人基本上都已经改行。

不过户籍登记的时候，舞女的信息都被记录在“特种行业登记资料”之中，这都不是舞女自己登记的，而是找到各个舞厅的老板，强制要求把舞女的详细资料送到公安局备案，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还有家庭成员关系，曾经工作过的舞厅等等详细资料。

专案组调出了所有浙江籍舞女的档案，没想到有700多名，他们逐一对她们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最后筛选出3名舞女：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

时春萍，34岁，他的丈夫李某身份不明，他自称是做西药生意的，但邻居小孩说见过他有枪。

抗战前此人行踪不定，抗战后长期居住在上海，解放之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专案组找到时春萍之时，时春萍哭着说丈夫李某在51年就被逮捕了，因为在解放前曾经当过汉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查出来，现在被关在老虎桥监狱。

专案组来到老虎桥监狱后见到了李某，李某和徐永卿描述的河下一点都不像，吴一竹拍照洗了出来，通过火车送到福州，徐永卿接到吴一竹的电话之后立刻赶往福州车站，列车到达后他辨认了照片，遗憾地摇摇头，给吴一竹打电话说：“这个人不是，不像。”

第二名可疑的舞女，王巧玲，她的丈夫陈某也是神神秘秘，解放之前时常不在家中，在1953年和王巧玲离婚。

王巧玲见到侦查员之后也不隐瞒：陈某原本就是中统的特务，解放之后他就去台湾了。解放之后，王巧玲思想逐渐进步，她决定和陈某离婚，向政府申请，1953年才办下来，陈某所有的东西王巧玲都上交给公安局了。

专案组来到公安局调出了陈某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要比河下高出很多，肯定不是河下。

最后一名贾贤珠，丈夫曾某会说日语，还会说俄语，他们在1945年结婚的时候曾经有不少日本军官出席，解放之后贾贤珠和此人分道扬镳，贾贤珠后来还怀孕了，前往医院打胎。

专案组是在一个雨夜找到了贾贤珠家中，贾贤珠很惊恐，随即就是一阵慌张。

果然，贾贤珠的丈夫就是日本人，叫曾福山。贾贤珠并不清楚曾福山是否做过日本特务，曾福山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有两个国家的国籍，行事方便，在解放前一直做生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福山感觉上海已经“不再自由”，于是决定回日本。

贾贤珠怎么都不愿意去日本，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曾福山走了。

吴一竹让贾贤珠找出了曾福山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和河下很相似，他们将贾贤珠带回警局，详细审问到凌晨，最终没有什么能和河下的资料重合的线索，他们只能暂且将贾贤珠放走。

吴一竹抱着希望让侦查员带着曾福山的相片乘火车立刻去福州给徐永卿看，徐永卿看到照片时还是摇了摇头：“这个人不是河下谷清。”

看来想要从舞女这条线索是查不下去了，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对下辖的分局、派出所发了一份内部协查通告，紧接着，各地公安局和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封举报信。

第一封具有突破意义的举报信是一位工程师樊某写得，樊某之前在济南铁路局工作过，所以和河下有一定接触。

他也记得河下娶了一名上海的中国妻子，两个人聊得不多，但樊某对他的印象还算比较深刻。

1943年，樊某又去了一次济南，河下谷清已经不在了，有人说河下已经回了日本，樊某也曾深信不疑。但后来樊某又听一名铁路师傅说，此人其实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他十分惊讶。

这件事原本就过去了，没想到在上海铁路系统工作的樊某半年前见到了一个长得很像是河下谷清的人。这个人就在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开了一家店，专门修理电器。

但是樊某不能确定那人就是河下，因为他记得从前河下和他聊天的时候说的是北方口音，而且仔细还是能听出来一点日本人的腔调。但这位维修店的老板说话就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看见樊某的时候表情很淡定，一点都没有惊讶或者慌张。

樊某假装不认识，和他闲聊起来，那人说自己叫尤志远，上海人，祖籍江苏苏州昆山。

樊某见他这样也不好多问，一直到现在他看见公安局正在查找一名日本男子，他越想越不对劲，就写了一封举报信，毕竟河下原本真是一名日本特务。

当时，调查组因为迟迟没有线索，所以暂时解散了，只有吴一竹一个人在和各分局和派出所跟进。现在听闻这个线索，吴一竹喜不自胜，立刻前往樊某所说的那家电器店，这一看，尤志远果然和河下谷清长得很像。

同时，杨浦分局又收到一封举报信，巧合的是，这人举报的也是尤志远。

举报人洪某是一名工人，他和尤志远交往时间比较长，他很确定尤志远就是日本人。

原来抗战时期，洪某曾经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袜厂打工，日本老板曾经指着尤志远介绍这是从济南来的大山冈先生。

洪某很机警，他注意到这个人腰间有枪，他就不信这人是个纯粹的生意人。

解放之后，此人改名换姓开了一家电器店，洪某一直是知道的，他觉得尤志远很可疑，所以写了举报信。

第三封信来自于一名印刷工人黄某，黄某在旧货市场淘电器的时候，也觉得尤志远眼熟。

后来他想起来抗战的时候，曾有一个日本人找到他所在的印刷厂，要求印刷一笔“北海币”，这是当时中共抗日根据地流通的钞票，这个日本人肯定是想要借此破坏根据地的经济。

黄某想起来之后就立刻写了举报信。

三封举报信如此巧合指向同一个人，加上徐永卿的那次偶然瞥见，很显然，尤志远是河下谷清的可能性极大。

专案组立刻将尤志远逮捕，并且进行了审问，尤志远很快就交代了一切。

他并不是什么中国医生的儿子，只是一个日本农户的孩子，22岁的时候应召入伍，前往中国参加侵华战争。

他很机灵，被上级看重，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学习。

这些特务的学习内容不仅仅包括汉语，还必须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包括中共的党史和国民党的党史。

河下谷清是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的，后来就成了一名高级特务。

河下进入宪兵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司把他“开除”，并且进行公示。

他后来就以一名普通员工的身份进入了日伪济南铁路局。他演得惟妙惟肖，诓骗了很多年轻热血的中国爱国青年，害了这些青年的性命。

后来他来到了上海，任务是从被俘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战俘之中挑选“有希望”被“感化”人员，让他们心甘情愿出卖同志，做大汉奸，没有利用价值的就处死。

当然，运用“北海币”破坏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也是他众多任务之一。那名与他合作的中国老板李某，后来被他过河拆桥秘密处死。

1943年，日本军方已经预感到侵华战争必败，他们着手准备一批特务潜伏在中国，以便将来卷土重来。

因为河下有个中国老婆，所以被选上了，河下回到日本，进行了更加严苛的训练，与其他136名特务一同回到中国，潜伏在各地。

这次他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回国了，所以和父母做了永别。

尤志远的身份证是河下买的，他拥有了中国国籍，上报了户口，苦练上海话，如果不是这张脸，可能他就会一直潜伏下去。

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新中国都建立了，河下已经很难收到日本方面的任务。

回国无望，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也要为自己和妻儿考虑，于是就想着老老实实用在特工班学的技能开一家电器修理店，没想到就这样被捕了。

其实在被捕之前，河下已经有了打算，想要去北方一家国营公司做高级工程师。已经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了指望的他，也在为自己在中国的生存做计划。

他也挣扎过，侦查员对他进行了 3个月的审问，他拒绝承认。

一天，预审人员突然对他说，之所以会侦查他的案子，是因为得到了许世友将军的批示。

他很惊讶，他在做特务的时候，学了那么多中共党史，当然知道许世友是怎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万分感慨，没想到最后竟然栽在这位传奇将领的手中。

河下认罪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他当庭表示服刑，放弃上诉。

刚刚来到提篮桥监狱的河下很消沉，本来就不能回国，现在下半辈子交代在监狱里面了，他没有什么指望了。

和河下谷清一起关押的还有一名缅甸犯人，这名犯人研究佛教，就开始开导河下。河下罪行累累，手上沾满鲜血，竟然对佛教很感兴趣，最终他觉得自己这是得到了报应，竟然释怀了。

狱中工作人员也在带领他进行思想改造，让他认识到此前所犯的罪恶。他积极劳动，服从管教，认罪积极，1977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他具备提前释放的条件，减去了剩下的刑罚。

河下谷清出狱之后，中国妻子和儿女们都在等着他。他可以提出申请留在中国，获得中国国籍，但他和家人仔细讨论之后，决定还是回到日本。

河下的父母早就已经病逝了，河下家境不算富裕，他本来想要将父母的房产变卖，没想到一名律师找到了他。

原来河下的亲伯伯在7年前去世了，他在美国留下了巨额遗产，本来想要将120万美元留给河下谷清的父亲，现在就由河下继承。

巧合的是，如果河下再晚回来3个月，这笔遗产就会被日本政府没收。

河下马上配合律师开始继承急产的手续，再次期间，中国妻子在逛街的时候看到有人卖彩票，她没见过，很好奇，就去试试，没想到就买了一注，就中了1000万日元。

这对河下一家来说真是天降横财，河下谷清高兴了一阵子，平静下来之后，又如茅塞顿开。

如果没有当年许世友的指示，他没有被上海公安查出来，他将永远像臭老鼠一样躲在阴暗处，背负着罪恶活下半辈子。

如果他不是在狱中诚心悔过，中国人民和政府宽容了他，释放了他，放他回国，他就不可能继承巨额遗产。

如果不是中国的妻子一直等着他，来日本随手一抽抽到了大奖，他不知道自己原来还值得拥有这样的幸运。

他曾经是一个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谁的人，他是历史的罪人，他竟然能得到这样的财富！

河下谷清学过常人未学过的知识，有着极强的沟通能力，识人之术。这些钱对他而言只是本金，5年之后，河下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

从此以后，河下就一直想要给许世友将军写信道谢。

子女们考虑到现在许世友将军正在指挥对越反击战，日理万机，劝河下暂时不要打扰。

河下还在想在找时机回中国旅游，一定要找机会拜见许世友将军一次。

可惜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病逝了。

正病重住院的河下谷清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打电话喊来了家里的子孙，全家穿着素衣，在医院的花园之中，对中国的方向遥遥祭拜了许世友将军。

何为正途？

河下谷清用一辈子的坎坷解释了这个命题。

他的身上出现了无数的巧合，当他罪恶缠身，即便他费尽心思掩盖，依旧处处“倒霉”，偌大的上海让他一连遇到4个“熟人”；当他诚心悔悟，坦诚做人，幸运的巧合竟然悄然而至，抵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