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十六日，松江府华亭县的居民手持火把，涌向当朝书画大家董其昌的家。
′曾为朱常洛讲解《资治通鉴》的他，此时却被贴上了“恶人”的标签，罪名是“兽宦虐民”。董府珍藏的米芾真迹和黄公望画卷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而这场浩劫的起因，竟源于一名六十岁老者强占佃户之女的丑闻。
更令人困惑的是，依据《民抄董宦事实》的记载，参与焚烧董府的民众中，有大量外地人，他们高喊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谚，将董家祖宅和新居连同白龙潭书园一并付之一炬。
奇怪的是，这场震撼江南的暴动平息后，苏州三府会审竟裁定：被焚毁房屋达八十一间的董府主人“实不知情”，所有责任归于“无知小民”和几位被革除功名的秀才。
这场离奇的民乱，仅在府志中被简单记录为“家遭祝融之灾”，其中是否另有隐情？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图》乃是国画的巅峰之作，但你能想象，这样的艺术成就竟与强抢民女的恶行出自同一双手？这场看似荒唐的民众反抗官员的风暴，又会为我们揭示怎样的晚明现实？
（1）火烧董家楼
万历四十三年秋，董府的仆人陈明闯入生员陆绍芳的家中，强行带走了陆家的一个婢女绿英。街坊们开始传言，称陈明是在替董家的二公子抢小妾。董其昌对此事没有做出任何辩解。
然而，民间很快流传出另一种说法，大家都说陈明是在替董其昌抢小妾。由于董其昌平日爱好风雅，妻妾众多，坊间更是传言他热衷于房中术，因此，“吃瓜群众”更愿意接受这个版本。
次年正月，松江茶楼的说书人钱二开始传唱《黑白传》，这部评书影射董家的恶行，首回便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董其昌号思白）。当董府管家发现时，已有上千人听过这一小传。
董其昌身为曾经的官员，怎能容忍市井小民如此取乐？于是，他动员家人和奴仆找到《黑白传》的作者。经过多次审问，董其昌认定生员范昶是幕后主使。于是，他派人将其拘于董氏祠堂逼供。
然而，范昶态度坚决，始终否认与此事有关。无奈之下，董其昌只能逼他在城隍庙立下毒誓，然后将其放回。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二月初三，范昶突然暴毙。范家三代女眷随即披麻执幡围堵董府，年过八旬的范母冯宜人当街痛哭：“吾儿冤啊！”冯氏乃华亭冯家之女，背后有五品宜人诰命的支持。
于是，这件事从一名乡野婢女的花边新闻演变为冯、董两大家族的角力。
董其昌自认为无愧于心，便不再忍让，他亲自指挥，将冯老夫人及其儿媳扔入沟渠，并让几个恶仆羞辱对方的婢女。目睹这一幕的百姓见董家如此作为，纷纷退去。
此时，或许有人认为董其昌确实恶毒，但他若不反击，之后在松江也无立足之地。最终，冯老夫人在这一折腾后不久便去世，冯家怒火中烧，开始拉拢地方生员，散布董家的恶行，煽动百姓闹事。董家平日里确实横行乡里，缺乏群众基础，生员们一煽动，最终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民愤。
三月十五日，数万民众自发聚集。松江府同知张孝的急报中写道：“自辰时至申时，董宅门墙尽毁，梁柱倾颓。”
次日清晨，从青浦赶来的船民运来二十船油芦席，火焰将董家三代经营的园林宅邸化为灰烬。官府介入时，事件已演变为跨地域的抗议。湖广客商在焚毁的董宅废墟上插木为记：“楚地冤魂共此火”，暗指董其昌任湖广学政时结下的旧怨。
三月十九日，连董府捐建的白龙潭书院也遭波及，生员们亲手将“思白堂”匾额投入河中，高喊“洗净笔墨浊气”。这场持续十日的风暴，最终以董家八十一间屋舍化为焦土收场。
（2）背后的阴谋
事后，侥幸逃脱的董其昌惊恐万分，仓皇逃往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宛如丧家之犬，直到风波平息才敢返回。
按常理，地方官府处理此类民变多以息事宁人为要，缉拿几名带头者便可结案。即便是像董家这样显赫的家族，最终也只能以破财消灾收场。
然而，董其昌却执意追究“士子抄家”，而非“乱民抄家”。理性来看，抄家一事，涉事生员多出自郡中望族，各家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势必形成阻力，严加追究无异于与整个松江士绅为敌。
董其昌如此聪慧，难道看不透这层利害关系？他为何仍要深究？显然，董其昌明白，这些“乱民”不过是被利用、煽动的。点火的那个夜晚，生员们几乎都没去参与，且都有不在场证明。巧合吗？其次，董其昌根本没有强抢民女，他不可能认下这些“脏水”。我们为何坚信董其昌在此事上是被“冤枉”的？其一，董家事件已经捅到了巡抚那里，他尚且没有能力左右地方大员的判断。如果调查下来真是他有错，那到时候可就更难堪了。他既然执意上告，那必是心中有数。其二，经过三次审理，朝廷处理了几位生员与带头的“地痞”，但对涉案的陈明却没有严加惩处。这当然不是董其昌的功劳，而是陈明确实只是为了与陆家抢婢女。
在明朝，由婢女“一人许两家”所造成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官府最后只是轻判陈明，以平民愤。明白这两点便能理解，董家的灾难是被人“指使”而来的。
先是谣言侮辱，再是虚张声势，最后激起民愤，要说背后没有主谋，谁会信？分析到此，我们便能明白，此事如何处理，实际上关乎董氏家族在松江的立足根基。
作为新兴势力，董家与当地一些老牌世家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因此，“民抄董宦”本质上是地方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那么，谁是幕后主使呢？
（3）董家与冯家
整个事件，实际上涉及到三家人，范家、冯家、董家。
然而，范家被牵扯进来，完全是因为市井传言《黑白传》是范昶所著。而范昶的母亲正是冯家人。南直隶松江府那么多生员，怎么偏偏冯家女儿的儿子会被牵扯进来？
那么，董、冯两家之间是否有什么恩怨呢？要理解董、冯两家的恩怨，需从董其昌与冯家核心人物冯时可的关系说起。二人虽同列晚明文坛“中兴五子”，但实则渊源复杂。冯时可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比董其昌年长十四岁，二人原本几乎没有交集。然而，晚明士子搞了个所谓“中兴五子”的文学榜单，将二人捆绑在一起。
为了造势，董其昌自称早年就与冯时可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关于“五子”，还有一则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邢侗门人欲将“五子”作品结集出版，特邀冯时可作《五子赞》。冯氏初以“耻以文学立名，更耻以文学结党”推辞，后经邢侗亲自斡旋方勉强应允。
值得注意的是，其余四子中，邢侗、王穉登、李维桢皆属文坛耆宿，唯董其昌资历最浅。冯氏所谓“结党”之讥，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如果追溯，其实松江府新旧世族的较量，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董其昌辞官归乡时便埋下祸根。据《云间志略》记载，董氏五年间购置膏腴之地三千七百亩，其中八百亩原属冯时可家族佃户耕作。
这种矛盾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董其昌强占冯氏宗族义田修建“来仲楼”时公然爆发。然而，由于当时冯时可在云南任职，对此事也只能听之任之。如今，乡里突然出现有关董其昌的丑闻，冯家人听到后必定会将仇家的事夸大并口口相传。
冯家人也没想到这个“桃色新闻”的风波会闹得如此之大。事情到此似乎已柳暗花明。然而，结合当时的背景，朝堂上党派纷争、倾轧不断，两个官场上的同僚是否还有其他积怨呢？或者说，这件事是否也与党争有关？
（4）党争的延续
在前面的段落中提到，冯时可与邢侗交好，而邢侗又是齐党骨干。再看其仕途轨迹，他一直在明朝南方边陲之地任职。任广东按察使时，更遭东林党人李应魁弹劾贬谪。
这表明他与万历晚期的东林人并不交好。再看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任湖广学政期间，因得罪当地豪族引发士子暴动，最终引咎辞官，万历朝始终未能复起，可见他与楚党彻底交恶。
巧合的是，弹劾董其昌的湖广巡按御史钱春，正是齐党干将。这一事件与冯时可遭贬的轨迹是否惊人相似？董其昌在松江期间，通过书画交游攀附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直至泰昌元年（1620年），东林党权倾朝野之际，他才以太常寺少卿之职重归庙堂。
梳理二人的政治背景可知：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值齐、楚、浙三党联合对抗东林的白热化阶段，分属不同阵营的董、冯二人关系必然剑拔弩张。
董其昌之所以在冯宜人事件中寸步不让，实因东林党当时已掌控南直隶官场——应天巡抚王应麟、督学御史王以宁皆为其政治盟友。借势弹压乡里生员，既可震慑敌对势力，又能借机削弱因冯时可长期外放而势颓的冯家，巩固董氏在松江的地位。
如此看，两家在地方上的斗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党争的延续。在松江地面，冯家通过联姻掌控着生员群体——万历四十四年参与闹事的秀才中，有九位与冯氏有师承或姻亲关系。
而在朝堂层面，齐党要员黄克缵多次阻挠对董家的问罪，东林大佬高攀龙则在《答董思白书》中直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5）尾声
泰昌元年（1620年），朱常洛继位，董其昌借东林党之势重入仕途。新帝念及昔日讲学情谊，特授其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主修《明神宗实录》。
天启五年（1625年），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历经万历朝十余年冷遇，董其昌在天启年间愈发谙熟权术。他既与东林党交好谋取复起，又在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失势时暗通阉党。
是年所作《康义李先生传》即露端倪——传主之子李鲁生乃阉党“十孩儿”核心成员，而董其昌竟用东林书院所赠“清流砥柱”印鉴作跋。
至崇祯元年（1628年），此事终成隐患：当其为东林烈士周宗建题碑时，政敌曝出他致李鲁生信札中“阉党诸公实社稷干城”等语，引发轩然大波。
天启帝驾崩后，董其昌迅速焚毁与阉党往来文书，转而攀附重掌权柄的东林党。借与内阁首辅钱龙锡的书画交谊，他于崇祯元年（1628年）为东林烈士牌坊题写"首忠"二字，次年又为高攀龙祠堂撰写像赞。崇祯五年（1632年），董其昌官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距入阁仅一步之遥。然而，其天启年间党争旧事终遭弹劾，被迫致仕还乡。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董其昌病逝于松江宅邸，享年八十一岁。董其昌的死，对于他个人而言，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必经历几年后的“甲申之变”。死前，他依旧沉浸在大明朝那恬静的乡村生活中。
历史的长河中，艺术的光辉与权力的阴影常常交织共生。董其昌的笔墨能够描绘出山水的灵韵，却抹不去乡邻的血泪控诉；他的学识能够注解圣贤典籍，却无法压制百姓的愤怒。
当读书人放下笔墨去争夺田产，当士大夫端起茶杯算计仇家，那些被焚毁的不仅是雕梁画栋，更是一个时代读书人立身的道德根基。混在暴民中的士子，用最直接的火把在史册上烙下焦痕——这些被正史轻描淡写的“无知小民”，恰恰撕开了晚明盛世最真实的裂口：再风雅的丹青也掩盖不了巧取豪夺，再工整的判词也无法写尽世道人心。
正如沉入河底的“思白堂”匾额，历史终会洗净出最本真的答案：权势或许能遮掩一时的真相，但草野的星火，终将在时光深处灼出永不磨灭的质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