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声名远播的有为青年
3.意欲反宦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清流党人”， 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并因此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史称“党锢之祸”。
袁绍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之徒，不知在干何事。《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袁隗听到风声后斥责袁绍，但袁绍依然不为所动。
袁绍的行为之所以引起“内官皆恶之”，是因为作为汉末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袁绍站在了宦官的对立面。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袁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而在《英雄记》中有个更加详细的记载：“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这说明袁绍除了“坐作声价”的表象之外，内含强烈的政治目的：即依靠家族雄厚的背景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团结一大批反对宦官专政的士人。不仅如此，在他们遭到宦官的残酷镇压之时，袁绍也是倾尽全力，对遭到迫害的士人予以协助。
《后汉书·何颙yóng传》记载：“及陈蕃、李膺之败，顺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顺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何颙也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袁绍很仰慕他。在党锢之祸中，何颙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听从袁绍的计谋策略，帮助党人避难。对一些穷困无助的人，帮助他们度过祸患。对一些被追捕的人，出计使他们得以逃跑或隐藏起来，使不少人免于党祸。
可见，袁绍“爱士养名、坐作声价”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士大夫阶层遭到宦官严厉打击而受到严重削弱之后，成为士大夫阶层新的代言人，并形成一个新兴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团体。这一点，不仅宦官有所察觉，连外戚何进也注意到了。
4.反宦旗帜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面对大将军何进的辟召，不得已只能从命出仕。
何进是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他对宦官专政极为不满。当时，宦官的势力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何进在担任大将军之后，立即把此时已经俨然成为士大夫代表的袁绍纳入幕府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袁绍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袁绍这些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成效是非常巨大的。正如《后汉书·何进传》所记载：“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逢纪、何题、荀攸等，与同腹心。”在汉末政治环境下，袁绍已经成为何进最为仰仗的重要政治力量。
应该说，袁绍在这个阶段的做法是相当高明的。要想出人头地，并尽快成为实力派人物，单单依靠家族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在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上花大力气。所谓乱世出英雄，而英雄本身是需要社会认同的，通过数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袁绍已经成为了汉末社会反对宦官专权的一面旗帜。而他所代表的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了自己日后反对董卓专权的关东联盟的政治基础，这也反映出袁绍出色的政治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