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经历多年流浪的李宗仁终于圆了归国梦，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获得了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毛主席甚至亲自接见了他，并提议他任何想要的职位。李宗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大副委员长，却被周总理婉拒。回国之路充满荣誉与波折，但李宗仁是否真正实现了他的愿望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俗语有云，“慈慈之心不适于战场”，那些在军旗之下麾下千军的将领，皆需铜墙铁壁般的心肠。在民国动荡的军阀年代，每个将领背后皆是战火与血雨的淬炼。

李宗仁生于1891年，他能成为桂系的领军人物并非因选举或委派，而是通过无数激烈的战斗和牺牲铸就的地位。1917年尚是一个年轻的营长的李宗仁，追随着时的广西军阀首领陆荣廷，每日训练中都会高喊对陆的忠诚。

陆荣廷自称“粤湘桂联军元帅”，对李宗仁等部下，自视甚高。在一次军事检阅时，李宗仁尽显敬意地向陆荣廷致敬，却未获陆荣廷的任何回应，只见对方匆匆过去，伴随着随从的呼声。这种无视深深触动了李宗仁，令他心生变革的第一缕念头。

被忽视的李宗仁内心回响着陈胜的古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激起了他对权力的渴望。众多人梦想指挥千军万马，但真正能达到此境者寥寥无几。原因在于许多人止步于安逸，不愿迈出冒险的步伐，满足于现状，畏惧失去。

1921年李宗仁作为一个营长，决意反抗陆荣廷的统治。起初陆荣廷对此报以轻蔑的笑容，未将李宗仁的叛变当回事，认为这年轻人太过狂妄。但李宗仁的行动远超预期，很快他就集结了众多部队，占领了玉林地区，并自封为“总司令”。

到了1924年李宗仁被孙中山封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后于1925年彻底击败陆荣廷的部将沈鸿英，牢固掌控了广西，正式确立了桂系军阀的领袖地位。北伐期间他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与蒋介石共事，后者为总司令。

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利用此机会加强对汪精卫的镇压，此举旨在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并巩固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在这一时期李宗仁抵达广州，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也随之展开。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而又凌厉，内心便隐隐觉得两人难以共事，未来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预感。随着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逐步展开，李宗仁频繁参与高层会议。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不仅提出为李宗仁的部队拨款20万，还主动提供物资支持，出人意料的慷慨举动使李宗仁对蒋的看法有了短暂的改观。

蒋介石进一步建议两人结为兄弟，并认真地撰写了誓词。李宗仁被蒋的真诚所感动，随后也带来自己的兰谱，两人自此结为生死之交，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蒋介石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而李宗仁指挥的桂系军队亦日益强大。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李宗仁保持了独立的立场，拒绝加入任何一方的内斗。

1927年，蒋介石的势力开始衰退。李宗仁与白崇禧联手，在关键时刻将蒋逼退，掌握了实权。但是到了同年12月，蒋介石借汪精卫退场之机，再次夺回了军事领导的核心位置。

在这些年的斗争中，蒋介石对李宗仁愈发怀恨在心，尽管表面上还需依靠桂系的力量。到了第二次北伐，李宗仁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尤其是在对抗张作霖时，显著提升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形象。

桂系的势力不断壮大，蒋介石感受到了威胁，心中暗自发誓要剪除这根潜在的祸根。1929年初，蒋介石发动“蒋桂战争”，以叛国罪名解除了李宗仁的职务，一举削弱了其在党内的影响力。

然而到了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蒋介石未能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反而加剧了对红军的打击，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再次求助于李宗仁。得到李宗仁的支持后，蒋介石得以稳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高位，再次展现了两人复杂的政治关系。

在1949年，面临着国共内战的压力，蒋介石提出了一份丰厚的条件，试图说服李宗仁与白崇禧一同前往台湾继续抗争。这两人作为桂系的关键人物，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白崇禧被蒋介石的承诺和巨额利益所吸引，忽视了李宗仁的反对和其他朋友的劝阻，最终决定追随蒋介石去台湾，不料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与白崇禧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宗仁，他早已对蒋介石的用心看得透彻。

担心自己和白崇禧一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会遭到抛弃，李宗仁选择了逃离亚洲，前往美国寻求安稳的生活，尽管邀请不断，他坚决不为所动。李宗仁的决定基于对蒋介石政治手腕的深刻理解，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和中国政坛上的重要性只是一时的。

他还承担着“代总统”的重要职务，直至1954年这一职务才正式解除，这段时间内他仍在中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李宗仁感到不适应，与当地文化存在隔阂。尽管他有老部下的陪伴，生活中并不孤单，但由于妻子的干预，这些友情渐渐疏远，使他感到孤立无援。

他的生活逐渐陷入了单调，常与妻子和其他中国富太太一起打麻将来打发时间。而对于祖国的思念，每一个国际事件，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后来中国志愿军的英勇表现，都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使他夜不能寐。

1955年程思远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带来了李宗仁希望重返祖国的消息。程因其曾任李宗仁的政治秘书，且居住于香港，便利沟通，成了两岸联系的桥梁。李克农在了解到李宗仁的归国意愿后，立即向周总理报告，并表示支持努力促成其回归。

尽管双方有意向，但由于复杂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环境，李宗仁的回国之路异常艰难，耗时长达十年。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依然微妙，李宗仁过去受到美国支持取代蒋介石的背景令中共中央保持警觉。同时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也是中共考虑的重点之一。

在1958年，林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业期间，因家庭原因与李宗仁有了一定的联系。当年暑假她回到香港探亲，并在与父亲程思远的闲聊中提到了李宗仁对于美国生活的不适应及其强烈的回国愿望。李宗仁曾向她表达过他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希望能够结束在异国的生活，回到中国。

程思远不久后便接收到李宗仁亲笔写来的信件，李宗仁在信中提到，他保管了许多珍贵文物，愿意将它们捐献给祖国，他还重申了自己迫切的回国愿望。

1959年初，程思远带着李宗仁的请求抵达北京，并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意向。周总理对李宗仁的爱国情怀表示赞赏，并迅速做出了反应。李宗仁得知中央政府的正面回应后，立即安排将其在纽约收藏的画作转运至香港，并附带了一封说明文物价值为11万美元的信。

这些文物到达香港后，经过专家仔细鉴定，发现许多作品并非真迹，真正价值远低于李宗仁声明的金额，估值仅为3000美元。这一发现让事件复杂化，但周总理在考虑了政治策略后，决定仍然给予李宗仁3万美元作为回应。

这一决策经周总理上报毛主席后，毛主席表示支持，并提出“投石问路”的策略，建议赠予12万美元以测试和加深李宗仁的合作意愿。财政部长李先念被指示从国库中提取相应金额，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将现金直接交给李宗仁，李宗仁得知中央政府的慷慨回应后，对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和识货能力表示高度赞赏，并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李宗仁被这一消息激动得难以自持。他立即打开了多年珍藏的佳酿，准备庆祝这一刻。他电话联系老朋友们，分享这一喜悦，这种行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归国的渴望。

在1965年7月一个早晨，张云逸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这位已经退休享受天伦之乐的老将军心知肚明，这样的紧急召唤定非寻常。他立刻前往北京，心中充满了猜测与期待。

周总理在会见他时，首先是细心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话题转正，周总理直截了当地透露了任务的性质：“李宗仁即将归国，中央决定由你亲自前往首都机场迎接。你们的旧交加之你对他的故乡广西深刻的了解，使你成为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张云逸闻言稍感意外，但很快他就理解了这背后的深意，坚定地回应道：“为了党中央的信任，我一定会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周总理闻言微笑对张云逸的专业与忠诚表示肯定。

到了7月20日，张云逸和他的夫人一大早就到达了机场。不久随着一架大型客机的轰鸣声降落，李宗仁缓缓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当他看到远处的张云逸时，瞬间激动的情绪涌上心头。

“张……云逸？”李宗仁的声音带着颤抖。张云逸迅速步前，热情洋溢地迎接他：“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李宗仁的眼眶红了，心中感激涕零。

几天后张云逸邀请李宗仁到自己家中，专门准备了广西特色的美食与咖啡来款待这位老友。李宗仁到达张家门前，见到张云逸立即行了一个军礼，并深深地鞠躬以示敬意。那天两位老战友回忆往昔，感叹时光的变迁。

当晚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和国务院，特地为李宗仁及其随行人员举行了欢迎晚宴。酒过三巡后，周恩来向李宗仁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归心似箭，归来何晚。爱国之情，同胞皆同。回到祖国的怀抱是最好的选择。昔日北伐之中，您是我们的七军军长，今天您的回归，也意味着北伐中的四位军长已齐聚祖国。

李宗仁听后感慨万千：“我历经风雨，回看过去，有失败也有成功，但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能见证一个崭新的中国崛起。今天的中国，是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强大。

一周之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亲自接见了李宗仁一行人。毛泽东欢迎他们的回归，并笑谈道：“德邻，听说蒋介石把我们叫做‘匪’，您这回归，岂不是误入匪窝？”环境轻松之下，众人都笑了起来。程思远随后回应道：“毛主席，我们这条船已经到达彼岸。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吸了一口烟，深入地说：“祖国正在日益强盛，但前路仍需努力。我们期望更多海外的同胞回国，共筑强国。

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李宗仁表现出担忧。毛主席安慰他：“时间会解决一切，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一次罕见的国际性新闻发布会，使用了四种语言进行同声传译。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地说道：“多年前，美国的使者就已对蒋的政策表示不满。1955年，还有人希望我替代蒋介石。我曾告诫台湾，不要重蹈覆辙。虽然与蒋先生有诸多不合，但我无恶意，只愿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尽力。

1969年，李宗仁身患重病，但仍关心祖国和同胞的未来。李宗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下了一封感谢信，寄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信中写道：“我自海外返回祖国的路是正确的，是我人生中最明智的决定。

李宗仁在1969年1月30日去世，终年78岁。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希望台湾尽快归回祖国。周总理称赞他的信为“历史性文件”，李宗仁的一生和他的最后一封信，均展现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