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9日，开国上将傅作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妻子刘芸生共商后事。在病床旁，他嘱咐刘芸生：“我走后，要照顾好孩子们，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言罢，这位为国奉献一生的将军永闭双眼。傅作义去世后，刘芸生悲痛欲绝，面临巨大的生活与情感压力，她决定搬回老家，这一决定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无奈与担忧？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傅作义生于1895年，他的家乡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荣河县（今临猗县）的安昌村。傅家原是富庶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6岁时便入读村中私塾，之后进入新式教育体系，曾就读于运城河东中学。

15岁时他考入山西陆军小学，开始了正式的军事教育。此后他进入北京的清河陆军中学深造，最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学府，也是未来将领的培养基地。

保定军校培养了众多著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傅作义在校期间表现卓越，成绩优异，尤其在射击和战术应用上表现突出，赢得了全校射击冠军。他的军事才能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得到了初步验证，当时他担任太原起义军的学生排长，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和战术能力。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山西，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从排长做起，逐步升至连长、团副，最后成为团长和旅长。在晋军中，他以严谨的纪律和出色的战术知识获得了阎锡山的重用。

在1936年，日本关东军的策略变得日益咄咄逼人，其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在一次激烈的会议中咆哮：“若傅作义不愿与我军联盟，我们必须将其从绥远驱逐！”这一年中，傅作义成为国民党中少数几位敢于直接抵抗日军侵略的将领，与蒋介石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1936年8月，傅作义领导的部队与日伪军在绥远激战七昼夜，毙敌数百，毁坏了敌军指挥部，此举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毛主席通过信函表达了对傅作义的赞赏和合作意愿，他写道：“涿州之战英勇善战，阁下爱国心昭显。绥远及北方地区的防守，是阁下的责任，同样也是我们红军及全国人民的责任。若阁下决心抗日，我等定当全力支援。望双方能派出代表，共商国难，携手抗敌。

到了10月25日，毛主席再次给傅作义写信，强调共同的抗日目标。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忙于保全自身实力，甚至在蒋介石面前逢迎取宠的时候，毛的两封信成为了傅作义坚定抗日决心的关键。

日本人试图用重金贿赂傅作义，关东军提出了6000万大洋，企图诱使他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并承诺“一旦宣布独立，内蒙古、宁夏、甘肃及新疆将归你统治。”但傅作义坚定地拒绝了这一非分之想。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启，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合作也随之加深。他不仅对共产党的建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组织部下前往延安学习，并请求毛主席派遣顾问帮助指导自己的部队。

傅作义的这些行为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作为他的直接上司，阎锡山对傅作义的亲共行为感到不满，频频进行排挤和打压。蒋介石在一个大型会议上甚至公开贬低傅作义，称他为“七路半”，暗指其半心投共。尽管面临种种政治压力和挑战，傅作义仍坚持自己的抗日立场，继续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战。

随着1949年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共产党在民心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而国民党则遭受接连的挫败，蒋介石的权威日益衰退。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群政治立场摇摆的高级将领，其中傅作义是最为显著的一位。

掌握着55万大军的傅作义成了中国共产党优先劝降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派遣政治委员秘密接触傅作义，展开深入的思想工作。此外，傅作义的女儿也对他进行了持续的思想影响，最终促使他决定投向人民所倚重的一方。

1949年1月21日，当两军陷入关键对峙之际，傅作义在北平签署了和平协议，随即率领其55万大军停止抵抗，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见大局已定，选择了以"隐退"为由，密令徐永昌前往北平执行最后的军事行动，他对徐永昌下达了严厉的命令："此战必须成功，为我军部带回胜利的消息。

徐永昌曾在阎锡山麾下与傅作义共事多年，两人情同手足。此次北平秘密会晤中，徐永昌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指示，期望傅作义借"解放"之名将精锐部队秘密南迁，以备东山再起时重用，并承诺给予副司令职位。

面对这一诱惑，傅作义并未直接回应，而是以部队被共产党牵制为由拒绝了南迁的提议，并希望徐永昌能转达自己的困境，希望蒋介石能解救自己。这一策略成功地击碎了蒋介石的最后希望。

1月22日，傅作义遵守和平协议，撤出北平，由中国共产党在城门外接管，标志着为期64天的平津战役的结束。北平的解放不仅让城内民众免遭战火之苦，也保护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当地人民感激傅作义的决定，亲切地称他为"和平将军"。但解放后傅作义将如何面对自己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过去呢？

2月傅作义心情复杂地前往西柏坡，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直接跪在毛主席面前请求原谅。毛主席安慰他，强调傅将军的行为挽救了无数北平平民，他的贡献超过了过往的错误。

新中国的建立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程潜等人原本计划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毛主席了解到这一计划时，他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对于傅作义这样的功臣，仅仅是副主席的职务显得不足以表彰他的贡献，他应得到更重要的部长职位。

党中央随后重新考虑傅作义的定位，并询问他的意愿。傅作义表达了希望能投身水利建设，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愿望。因此，傅作义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水利部部长，当时他年仅54岁。

刚到水利部的傅作义在部内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一次会议结束后他发现自己的专车不知所踪，被迫乘坐三轮车回家。当工作人员最终找到车辆时，傅作义早已离开。这件事被周恩来知晓后，他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另一个场合，毛主席在体育运动会上与傅作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祈年殿前，毛主席用修补的天坛作比喻，询问傅作义对修复工作的看法，随后表达了对傅作义的赞赏：“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得到与天坛一样重大的奖赏，有人没有给你足够的尊重吗？”这一交流进一步强化了毛主席对傅作义的信任与支持。

毛主席还注意到水利部文件中缺乏傅作义的名字，对此他直接询问原因。傅作义解释说因为他工作繁忙，副部长的批示同样有效。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查明情况，并要求以后所有重要文件必须有傅部长的签名才能生效。

周恩来对傅作义的支持和关怀体现在多个细节中。例如，一次傅作义在家中宴请周恩来时，周恩来注意到警卫过于严密，立即指示撤除不必要的警戒，以减少傅作义的不适感。

周恩来甚至关注到傅作义上下班的路线问题，当得知东斜街堵塞影响傅作义通勤时，立刻命令相关部门修整道路，确保其通勤顺畅。在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他全心投入到水利事业中，不断学习，积极解决各种水利问题。

他常说：“自己只有严格要求，踏实工作，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态才会轻松。”傅作义在任期间的努力和成就，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认可，他通过实际行动回应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期望与信任。

自1957年心脏病初次发作后，傅作义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尽管身体日益虚弱，他却始终坚守岗位，频繁出差至全国各地进行水利工程考察。在这些考察中，傅作义总是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团队，亲自踏勘现场，详尽查看每一个细节，从工程进度到工人生活状况无所不问，不畏艰苦。

在与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一同视察淮河工程的途中，面对长达三十里的道路无法通行车辆的困难，傅作义坚决决定与随行人员步行前往目的地，体现了他的坚韧和责任心。

到了1962年，随着心脏病症状的加剧，中央领导考虑到他的健康，安排他前往广东一家疗养院休息。然而，傅作义表达了只有在能够同时进行工作的情况下，他才会同意前去。中央只得答应他在疗养的同时，继续参与水利项目的视察工作。

在广东期间，他在参观各地水利工程时，常常需要服用硝酸甘油以预防心脏病发作。即使如此他依然不减当年勇，对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等重大水利工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改进措施。

在1974年的初春，周恩来总理尽管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仍不忘关怀旧部和战友。正月初二的夜晚，他挣扎着前往傅作义的住所，进行亲切探望。数月后，当得知傅作义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已至言语不清时，周总理再次来到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缓缓转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深知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听到这些话傅作义激动得泪流满面，尽管无法言语，但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不久傅作义便因病去世。得知这一悲痛消息的当晚，邓颖超急忙前往慰问傅作义的遗孀刘芸生。在悲痛中，刘芸生接受了邓颖超的安慰：“国家会照顾你，听从党的指导，做些实际的事情，不要轻言搬家。

傅作义逝世后不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自送花圈以示哀悼，身体已甚不适的周恩来坚持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将军则发表了感人的悼词。在处理完傅作义的丧事后，有关部门开始每月向刘芸生支付48元的生活补助。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总理立即指示将其增至100元，并补发之前未足额发放的部分。正巧，傅作义的老朋友商震自日本归来，见到刘芸生的生活条件，惊叹道：“这里的生活竟比我在日本还要宽敞舒适！

周总理及其夫人不仅在生活上关照刘芸生，政治上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尊重。刘芸生这位平日里的家庭妇女，被邀请参加国庆宴会，甚至作为一位受尊敬的爱国人士，她还被邀请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决策国家大事，显示了新中国对于老一辈革命家家属的尊重和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