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范汉杰最恨廖耀湘才对,为啥却揪住王耀武不放,使其差点无法特赦
引言:
世人皆知1959年特赦战犯的故事,却鲜有人知道在这场特赦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令人费解的公案。1950年,在佳木斯战俘营里,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范汉杰突然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矛头直指远在功德林的王耀武,指控其为杀害方志敏的凶手。这份材料像一颗重磅炸弹,差点让王耀武失去特赦的机会。然而细究历史,范汉杰本该最恨的是廖耀湘才对——正是廖耀湘在锦州战役中的拖延,导致范汉杰兵败被俘。那么,范汉杰为何放过了"罪魁祸首"廖耀湘,却对王耀武穷追不舍?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一、范汉杰与王耀武的恩怨纠葛
1924年6月,在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之际,范汉杰以上校军衔"带衔入学",成为黄埔一期的特殊学员。当时的王耀武,还只是一个年仅20岁的普通学员。在军校期间,两人并无太多交集,这与他们的年龄差距和军衔悬殊不无关系。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范汉杰和王耀武各自在不同战场建功立业。范汉杰在东北战场屡立战功,最终升任陆军副总司令,位居黄埔系将领的最高层。而王耀武则在江西赣东地区频频获胜,尤其在1935年3月与红军对抗时,他的部队被认为与方志敏被俘一事有关。
这段时期,范汉杰与王耀武之间的交集主要发生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当时范汉杰任第五军军长,王耀武则在第五军中任旅长。在对日作战期间,范汉杰曾多次当面表扬过王耀武的指挥才能,但对于王耀武部队在江西的所作所为,范汉杰始终保持沉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人的军事轨迹再次分道扬镳。范汉杰被派往东北主持抗日大局,而王耀武则继续在华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期间,范汉杰曾多次收到关于王耀武部队在江西地区剿匪战果的战报,其中就包括了有关方志敏被俘的详细情况。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范汉杰和王耀武在东北再次相遇。此时的范汉杰已经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而王耀武则在其麾下任职。在此期间,两人就东北战局多次会晤商讨,但谈话内容始终限于军事部署,从未涉及江西往事。
1948年锦州战役前夕,范汉杰和王耀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司令部。当时范汉杰正在部署锦州防御战略,而王耀武则已奉命调往其他战场。临别时,两人相对无言,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直到1950年初,已被俘的范汉杰在佳木斯战俘营写下那份关键的揭发材料,矛头直指王耀武与方志敏案的关系。这份材料不仅打破了战俘营的平静,更在功德林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在此之前,范汉杰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在这份材料中,范汉杰详细记述了1935年方志敏被俘前后的军事部署情况,以及当时各部队的具体行动。他提供的许多细节都是此前未曾公开过的军事机密,这些信息为后来查明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廖耀湘的"锦州之过"与范汉杰的失败
1948年的锦州战役,是东北战场上的一场关键战役。当时的战略部署要求廖耀湘率领新六军从海城出发增援锦州,而范汉杰则在锦州城内组织防御。这本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军事计划,却因廖耀湘的迟疑不决最终导致锦州陷落。
9月12日,东北剿总司令部下达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廖耀湘的新六军接到命令后,按计划从海城出发。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只要新六军能按时赶到,就能打破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包围。然而,廖耀湘在行军途中频频变更路线,导致部队迟迟未能抵达预定位置。
9月15日,廖耀湘的部队在距离锦州仅80公里的位置突然停止前进。按照原定计划,这一天新六军应该已经抵达锦州外围,与范汉杰部形成内外呼应之势。廖耀湘却以"补给不足"为由,在原地驻扎了整整两天。这两天的耽搁,给了解放军重新调整部署的机会。
9月17日,当廖耀湘终于决定继续向锦州推进时,解放军已经在锦州城外构筑了多道防线。新六军在向锦州推进的过程中遭遇了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到9月20日,廖耀湘的部队已经失去了突破包围圈的能力,被迫撤往复州方向。
与此同时,在锦州城内,范汉杰正带领守军与围城的解放军展开激烈战斗。每天,范汉杰都在等待廖耀湘的增援部队出现在城外。然而,从城头望去,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解放军部队。
10月5日,解放军开始对锦州发起总攻。没有外援的锦州守军在激战三天后弹尽粮绝。10月15日,范汉杰被迫向解放军投降,这也标志着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基本丧失。
在此之前的9月底,廖耀湘已经带领新六军撤往大连,随后乘船南下。这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增援锦州的计划,将范汉杰和整个锦州守军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撤退之前,廖耀湘甚至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向锦州守军通报他的决定。范汉杰直到被俘后才得知,廖耀湘早已离开东北战场。这种行为在军事行动中是极其罕见的。
从军事角度分析,廖耀湘的新六军实力强大,是东北战场上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如果他能按照原定计划及时增援锦州,战役的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廖耀湘的犹豫不决和最终的撤退,不仅导致了锦州的失守,更直接造成了范汉杰的被俘。
锦州战役结束后,廖耀湘在台湾继续担任要职,而范汉杰则被关押在佳木斯战俘营。按照常理,范汉杰应该对导致自己兵败被俘的廖耀湘心怀不满。然而,在其后来写下的多份材料中,范汉杰很少提及廖耀湘在锦州战役中的表现,反而将更多笔墨用来揭发王耀武。
三、范汉杰的战俘营生活与揭发材料的形成过程
1948年10月15日被俘后,范汉杰被押送至佳木斯战俘营。这座位于黑龙江省的战俘营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不乏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范汉杰作为陆军副总司令,是战俘营中职位最高的军官之一。
在战俘营的头三个月,范汉杰始终保持沉默。每天的生活都按部就班:清晨六点起床,七点集合点名,随后是劳动和学习。范汉杰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小组,负责种植蔬菜。这位曾经的高级将领,此时正在田间挥锄劳作。
1949年初,战俘营开始进行思想改造教育。范汉杰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军旅生涯。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写下了长达十余万字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详细记录了他从黄埔军校到东北战场的经历,但对锦州战役和廖耀湘的记述却异常简略。
1949年下半年,战俘营组织战俘们学习中国近代史。在学习方志敏烈士事迹时,范汉杰突然表现出极大关注。他开始翻阅大量相关资料,并多次向战俘营管理人员询问这段历史。
1950年1月,范汉杰主动要求提供笔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几乎足不出户,专注于写作。最终完成的这份材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王耀武揭发书。这份材料共计三万余字,详细记述了1935年方志敏被俘前后的军事部署情况。
材料中提到了许多此前未公开的细节。例如,1935年2月,王耀武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采用的具体战术,以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情况。范汉杰在材料中指出,当时王耀武的部队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战术,在赣东地区设下多重包围圈。
更引人注目的是,范汉杰在材料中提供了当时军事会议的具体记录。1935年3月15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王耀武曾详细汇报了围剿方志敏部队的计划。这些记录都是范汉杰当时以东部战区高级参谋的身份参与记录的。
材料递交后,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对范汉杰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详细核实。通过对比其他史料和相关人员的证词,证实了范汉杰所述大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这份材料随后被转呈给了相关部门。
在战俘营的后期,范汉杰的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开始积极参与战俘营的各项活动,并主动向其他战俘介绍历史真相。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多谈锦州战役时,范汉杰总是转移话题,继续讲述江西时期的往事。
1951年初,范汉杰被调往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前,他又补充了一份材料,进一步细化了之前对王耀武的指控。这份补充材料包括了更多的时间、地点、人物细节,使得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
四、王耀武在功德林的处境与特赦之争
1950年秋,范汉杰的揭发材料传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此时的王耀武正在功德林度过他被捕后的第二个年头。功德林位于北京西郊,是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场所,关押条件相对宽松,允许战犯们在园内活动。
王耀武在功德林的日常生活看似平静。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园内的小路上散步,偶尔与其他战犯交谈。但范汉杰的揭发材料到达后,这种平静被打破。管理人员开始对王耀武展开专门询问,要求他对1935年方志敏被俘一事作出详细说明。
1951年春,专案组成立,对王耀武在江西期间的军事行动进行全面调查。调查人员从南昌、福建等地调集了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当年的军事命令、战斗报告和相关证人证词。专案组还特地走访了当年在江西战场的幸存者,收集他们的口述证词。
值得注意的是,专案组发现了一份1935年3月的军事简报。这份简报详细记载了王耀武部队在赣东地区的部署情况,与范汉杰揭发材料中的描述高度吻合。简报中还提到,王耀武曾在战前会议上提出了具体的围剿方案。
1952年至1958年间,王耀武多次提交书面材料,试图澄清自己在方志敏案中的角色。他提供了当时的作战序列表,指出自己的部队并非直接参与抓捕行动的主力。然而,这些解释与其他战犯的供词以及档案记录产生了诸多矛盾。
1958年底,特赦战犯的提议被正式提出。这本是一个对战犯们来说值得期待的消息,但对王耀武而言,情况却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特赦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战犯必须如实交代历史问题,而方志敏案成为了考验王耀武的关键。
在这一时期,功德林内部对王耀武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原本与他交好的战犯开始保持距离。even连同期被俘的杜聿明等人也很少与他接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特赦前夕。
1959年初,特赦审查工作全面展开。审查组重点审查了王耀武的全部材料,包括他在功德林期间写下的所有交代材料、其他战犯的证词、各地收集的档案资料,以及范汉杰的揭发材料。这些材料被汇编成厚厚的档案,成为决定王耀武能否获得特赦的重要依据。
在最后的审查阶段,当局还专门派人到佳木斯,就部分细节问题向范汉杰进行核实。范汉杰对自己此前的揭发内容进行了补充和确认,使得王耀武的处境更加艰难。直到特赦决定作出前的最后一刻,王耀武的命运都悬而未决。
五、三位将领的最终命运:范汉杰、廖耀湘与王耀武的晚年生活
1959年9月17日,特赦令正式下达。这份特赦令的结果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范汉杰获得特赦,王耀武的申请则被驳回。这一决定实际上宣告了这三位将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范汉杰获得特赦后,被安排在黑龙江省农场工作。从1960年开始,他担任了农场技术顾问,主要负责农作物种植规划。在此期间,范汉杰将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学到的农业知识付诸实践。到1965年,他负责的农场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示范基地。
1966年,范汉杰被调往哈尔滨,在省农业局担任技术顾问。他每年都会到基层农场进行技术指导,足迹遍布黑龙江各地。期间,他编写了一本《寒地农作物栽培手册》,这本手册在黑龙江省的农场系统内广泛使用。
与范汉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廖耀湘在台湾的生活。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廖耀湘被授予"革命实践研究院"副院长职务。这个职务看似显赫,实际上却被排除在重要军事决策之外。从1950年到1965年,廖耀湘始终未能重获实权。
1965年,已经退居二线的廖耀湘在台北郊外购置了一处农场。这座面积不大的农场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农场中散步,查看庄稼生长情况。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1986年去世。
至于王耀武,由于特赦申请被驳回,他继续在功德林服刑。1960年后,他被安排在功德林的图书室工作,负责整理历史档案。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一些与方志敏案相关的材料。
1972年,王耀武获准在功德林开设历史讲座,主要面向其他战犯。在讲座中,他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军事战役。这些讲座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讲义,成为功德林战犯学习的参考材料。
1975年,范汉杰来到北京参加一次农业会议。会议间隙,他提出希望探望王耀武,但这个请求未被批准。这成为了两人此生最后一次可能相见的机会。
1979年,已经70岁的范汉杰退休后定居哈尔滨。他在家中整理了大量笔记,记录了自己在农业生产中的心得。这些笔记后来被黑龙江省农业部门收藏。1983年,范汉杰在哈尔滨逝世。
1982年,王耀武在功德林去世。他生前整理的最后一批历史档案中,包含了一份关于方志敏案的未完成手稿。这份手稿连同他的其他遗物,被移交给了档案部门保存。
三位将领的人生轨迹最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落幕。范汉杰在北方的农场默默耕耘,廖耀湘在台湾的私人农场度过晚年,而王耀武则在功德林中与历史档案相伴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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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12xxx74
王耀武不是1959就特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