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春天，家住四川广汉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一家，为春耕饮水的需要，清理宅基旁的一条叫做“倒流堰”的水沟。儿子燕保清挥起锄头，却不料“砰”地一声，锄头飞得老远，低头看去，竟是碰到了一块很大的打磨精细的白色石环。
奇怪！燕保清双手抓住环圈，用力一掀，石环下竟闪射出斑斓的棱光，叫祖孙三人头晕目眩，不知所措。
有宝！镇定下来之后，大家都不动声色，匆匆掩盖好挖沟痕迹，打道回府。晚上，借着皎洁的月光，他们再次揭开石环。啊，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满满一坑晶莹璀璨的玉器：玉珠、玉璧、玉璋、玉琮……总计400多件，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半年之后，他们开始处理处理这批天赐财货：一部分送给至亲好友；一部分放进市场试销。不久之后，“广汉古玉”名声鹊起，文物商人及收藏者云集广汉，月亮湾也迎来了众多的惊诧而青睐的目光。
1934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博物馆馆长林名均在6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的警护下，对月亮湾进行了为期仅10天的首次发掘，开挖了几条1.5*12米的探沟，出土玉、石、陶器600多件，从而拉开了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建筑于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有穿斗结构的厅堂 ，有面积达60平方米的单间，也有五六间连成一片的居住群，景况十分壮观。
他们还发现了作为古代都邑重要特征的城墙遗址。东墙残存1000多米，西墙残存600多米，南墙残存180多米，均系分层夯土筑成。城墙残高2~7米，厚度自下而上达5~20米，真是个巍峨浩大，气势雄伟。北面则以宽阔的鸭子河为天然屏障，组成了一座总面积达6平方公里的中心都邑。
最重要的发现开始于1986年7月18日。这一天，当地砖瓦厂的民工制坯取土，挖锄落处，把一支长约40厘米墨绿色的玉璋拦腰击碎。考古工作者闻讯赶来，日夜奋战，8小时一班，连轴式地工作，直到7月30日凌晨，一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器物坑呈现在人们面前。
最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支璀璨夺目的黄金手杖。金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木杆早已炭化，只剩下净重约500克的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对称地刻着两个头戴五尺高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其余部分则是一箭贯串鸟身和鱼颈的连缀图案。构图庄重典雅，寓意则神妙莫测。
这就是1号坑出土的文物。1号坑出土的金器除黄金手杖外，还有黄金面罩、金叶片、虎形饰；铜器有人头像、人面像、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尊、盘；玉器有玉璋、琮、瑗、戈、凿、斧等等。此外，还有琥珀、陶器和石器，共约420件。另有骨器残片10件。象牙13根，海贝62枚，展现着一个诡秘而又新奇的世界。
仿佛是上天特意的赐予，1号坑刚刚清理完毕，人们在距离1号坑东南仅3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2号坑。2号坑的最上层是众多的纵横交错的象牙，一尊巨大的青铜大立人像虽已从腰部残断，但拼接起来高达2.62米，叫所有在场的人震惊不已。
2号坑总计出土器物1300多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象牙67根，海贝4600多枚……大多制作精美，造型诡异，多姿多彩，气势磅礴。一个繁荣、富足、怪异的古蜀王国展现在我们面前，叫人们振奋之余，又迷惑不已！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尊青铜大立人像。大立人头戴花冠，胸系法带，身着燕尾式长衫，腿饰镯环，赤足，神情肃穆地屹立在高高的法台之上。他身体颀长，阔眼大嘴，睥睨傲世，气宇轩昂，两只夸大得令人惊讶的手空拳而握，叫观赏的人们惊诧莫名。
他是谁？一国之尊？群巫之长？还是集巫、史、神、魔于一体的一代君主？
他巨大的手掌里握着的是什么？祭祀天地的玉琮？沟通神鬼的法器？抑或是已被擒拿、仍在挣扎的不屈的鬼怪妖魔？
他以通高2.62米，总重150公斤，高踞青铜人像铸造的顶峰，使同时期的世界所有文明国度的青铜人像相形见绌。
最能引起人们遐思的是那株青铜通天神树。
神树通高3.84米，两只圆盘似的托柄把它自然而然地分为三层。每层衍出三枝，共九枝。每枝高点上都有一只大眼弯喙的神鸟，共九鸟。而枝端，则因为悬挂着肥美的叶片和成熟的硕果而沉甸甸地低垂。
树干下是一个穹隆形的基座，这似乎象征着它植根于古蜀大地上的一座神山。一条巨大的龙沿树干凌空而下，龙首则贴伏在穹隆形的神山之上。
它是世界上制作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海外东经》亦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它是《山海经》中描绘的扶桑木吗？那傲立枝头的是不是载日的金乌？
《淮南子·堕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都广即成都平原。它是《淮南子》所描述的都广的建木，是天神上下的天梯吗？
这是一棵怎样的生命之树、神灵之树啊！它高大，壮实，繁茂，诡异……抬头仰望，巍然骇然，惊心动魄。
三星堆的青铜人面像极尽变形、夸张之能事，大多是面方嘴阔，眉长目竖，隆鼻大耳，亦人亦兽，狰狞而又神奇。其中以三具青铜纵目人面像最为奇特。
最大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高65厘米，宽138厘米，方面，隆鼻，两只角尺状的兽形大耳极度向外张扬，像展翅飞翔的鸟翼，微突的大嘴极度向后龇咧，直至颊后耳根。眼珠则突破眼眶，蟹目似的呈柱状向前突出。眼球直径约12厘米，外突于眼眶部分竟达16厘米。整体形象威严诡异，气势逼人。尤其是那双望眼镜头般的巨大眼柱，似乎要看透整个世界的奥秘，乃至你的心灵。
在这样一个人神合一、人兽一体的青铜世界里，你也许分不出哪是幻像，哪是现实？
“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以前700年的辉煌历史，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有的专家指出，“三星堆”的发现，具有真正的颠覆性，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不得不由此而改变。比如说，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认为商朝是其鼎盛期，“三星堆”千多件青铜文物，其数量和质量——特别是高超的冶炼、铸造工艺，都足以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我国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在林林总总的、与中原文化迥异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青铜人物雕像。他们大多鼻子高挺，眼睛奇大，宽嘴阔耳，颧面突出，既不像蜀地土著，也不是中原人种。那么，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在古蜀大地的祭坛之上？
其次，三星堆文物中黄金面罩和金质玉杖，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王杖”又称“权杖”，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出现在西亚，后来为西方王室所袭用；黄金面罩则最早出现于古埃及和古希腊。它们都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习用器物，为什么也会混杂在体现王权、神权的蜀土器物之中？
还有，三星堆遗址出土象牙60多根，相距不远的金沙遗址，一次出土象牙多达4000多根，人们怀疑，这些象牙并非都是地道的“土著”。三星堆还出土了4600多枚海贝，其中的环纹贝和虎斑纹贝，据专家考证，只产于南亚印缅一带的印度洋暖水海域。它们是中外交易的货币？还是外来朝圣者的祭物？但是，它们又是怎样到达这块“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大地的？
于是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外来文明，它的根在中东，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是红海沿岸的古代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印度人。他们的来华路线不是北方丝绸之路，而是一条更为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
“南丝绸之路”，古称“西南夷道”或“蜀身毒道”，与北丝绸之路同为古代中国的对外通商要道。北丝路走的是西北沙漠路段，通向中亚、西亚乃至南欧一带，交通工具主要是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南丝路走的是西南横断山脉河谷，直达南亚和东南亚，并通过印度洋与波斯、埃及等文明古国连接，主要交通工具是称为“山地之舟”的马帮。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早在北丝绸之路打通之前，蜀郡和身毒（印度）、大夏之间，已有一条商业通途。三星堆齿贝的出现，更是把这种交往上推到1000年之前。
但也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一脉相承，来源和去向都很清晰，看不出有特别明显的外来痕迹。
其次，用玉和用金石中西古代文化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器皿，如金箔、金杖，只是发现物种的极少部分，而大量的玉石器，如玉璋、玉钺、玉戈、玉牙壁、多孔玉刀、单节玉琮及石矛、陶盉等，均具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的文化特征，表明三星堆遗址仍处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它主要的文化渊源还是中原的夏、商。
再次，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虽说不像蒙古人种，但也不像欧罗巴人种。这些面具鼻子那么宽，眼睛那么大，脖子那么长，完全不像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人种。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使用的写实手法，只是艺术上的一种变形和夸张而已。
至于海贝，确系来源于南亚沿海，但它们到底是从西南直接入蜀，还是通过其他地区辗转入蜀，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此外，还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文化传承，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影响，同时，也不排除来自南亚、来自中东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渗入。它很可能是一种“杂交文明”，在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激荡的历史信息。
但它又绝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重复和翻版，它是独特的，卓尔不群的，它是一株接受过各种优秀文明滋养，而又根植于古蜀大地的盛开的奇葩。
唐大伟大诗人李白在脍炙人口的《蜀道难》里，用跌宕峭拔的语言，充分地渲染了古蜀大地的蛮荒、闭塞和历史的迷茫。
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有关文献记载，古蜀大地林木茂密，多野蚕，有位聪明的部落首领，教人们把野蚕驯养成家蚕，取丝制衣，人们尊称他为“蚕丛氏”。
五代前蜀冯鉴在《续事始》中引《仙传拾遗记》说：“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 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王）巡境内，所至之处，民则成市。”所谓“金头蚕”，大略就是蚕种。有了蚕桑布帛，人们才得以走出石室，走出以树叶、兽皮蔽体的蛮荒时代，聚居成集市村落。蚕丛部落大略是以“蜀”为图腾。《说文解字》说：“蜀，葵中虫也。”甲骨文的“蜀”字，圆头大眼（眼斑），其身蜗卷而屈，活脱脱一副野蚕模样。后世称蚕丛氏是蜀国的第一代君主，死后被尊为蚕神。《方舆胜览》载：“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把蚕丛称为“青衣神”、“蚕神”。许多史料证明，古蜀大地并不像李白所说的那么闭塞，先蜀的历史也不那么茫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历来被称为蚕丝之祖，但清·马啸《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此一“蚕神”，既不是历来误认的蚩尤一族，也不是嫘祖，而是同黄帝一族素有往来，并且有“蚕神”之称的蚕丛氏或其后代。《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若水在哪里？在蜀。出生于四川的郭沫若先生即以沫、若二水为名。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蚕丛氏立国之地青衣江。《史记》清楚地记载了远古时代黄帝部族与先蜀部族两世联姻的史实，西陵氏、蜀山氏、蚕丛氏称谓虽异。居地则一，即或不是同一部族，但都是岷山一带的蜀族远祖则是没有疑义的。嫘祖从娘家带来了蚕种，才得以把养蚕取丝的技术传播于中原。因此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蚕丝发明专利人不是嫘祖，而是蚕丛。嫘祖只是蚕丛的后代，蚕丛称王的年代也应该比黄帝略早。
有趣的是，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在青衣江土生土长的四川娃儿颛顼，继黄帝之后又“入主中原”为帝，可见，当日的先蜀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闭塞和蛮荒了。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何谓“目纵”？在没有实物资料参阅之前，人们对“目纵”之说迷惑不解。是像民间传说里的二郎神那样有一只竖着的眼睛呢？还是像《封神演义》里的杨任那样，眼睛里长出手，手掌心又长眼睛，上能观天，下能透地？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出土之后，许多考古工作者才算明白，所谓“纵目”，就是眼球向前极度突出，“蚕丝纵目”的千古之谜也就豁然而解了。
遍查史籍，“纵目”这一特征，从未赋予其他的神话人物，仅为蚕丛所独有，因此，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神像之为蚕丛，也就不言而喻了。
蚕丛是先蜀各族人民敬奉的祖先神。人们认为，2号坑出土的那具眼睛凸出不多的青铜头像，可能是蚕丛的真实形象，同坑出土的另三具眼球凸出甚远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则是对神化了的蚕丛的一种艺术夸张。
为什么蚕丛氏眼球会异常凸出呢？有人说，这是“千里眼”，眼睛伸得老长，表明蚕丛有明察千里的特异功能；还有人说，这是外星人，与地球人完全不同的特殊人种，蚕丛和他的子孙也许是神秘的天外来客……其实，这些猜测都没有科学依据。
原来蚕丛族最先住在川西及岷江上游山区，吃的盐是用当地缺碘的石头和土壤煮出来的。老是吃这种盐过日子，就会患甲亢病。眼睛鼓鼓的，脖子粗粗的，身子瘦得像一根棍子，正好是甲亢的三大特征！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则正好体现了这样的特征。直到今天，岷江上游还是甲亢病高发区！他们的子孙走出岷山，到三星堆一带生活，眼睛就不再鼓得那么可怕了。
蚕丛氏在岷江流域一带留下了许多遗迹。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西北之叠溪镇，附近有蚕陵山，汉代曾在此建置蚕陵县，唐朝又在此建置丛州。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成都记》说，该地就是“古蚕丛氏之国”。
沿江而下的都江堰市，还有蚕崖关、蚕崖石。
再沿江而下，有青神县、青衣江。《青神县志》云：蚕丛“青衣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所以人们又把蚕神称作“青衣神”。
《华阳国志·蜀志》又说：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
2002年和2003年，国家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探，遗址内发现最多的是石棺椁和形态各异的石棺葬。营盘山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4500~6000年，正好与传说中的蚕丛氏时代吻合。
总之，在整个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纵目人蚕丛既是家族系统中的年代最远古的祖先神，也是宗教系统中最具权威的大神和主神，他是古蜀大地上的众神之王，是中国版的宙斯，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谁呢？
继蚕丛之后称王蜀地的是柏灌氏。
柏灌古通“白鹳”，尖嘴长喙，脚有蹼，是一种以鱼、蛙、昆虫为食的大型鸟类。《山海经·南山经》说：“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指的可能就是这种鹳鸟。以“柏灌”为名，则表明他们可能是一个以柏灌鸟为图腾的部落。柏灌王留下的史迹不多。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寿安乡长春村，历代相传有柏灌王墓。附近还有座“八卦山”，据说这“八卦”二字也就是“柏灌”的谐音。都江堰市原名灌县，也可能是柏灌王的遗迹。
有人认为，“柏灌”或许是“白鹤”之讹传。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中，都有鹤的形象，可能是柏灌氏时代的文化遗存。同时，三星堆文化第二期，开始出现了陶质鸟头柄勺，鸟的造型为：长喙，无冠，嘴部不带钩。喉颈部有一至三个镂孔，制作粗糙，也可能是古蜀王柏灌氏时代的文化遗存。
据此，有人进一步认为：三星堆遗址的早期，也可能是蜀王柏灌氏的都城。
古蜀大地上的第三代蜀王是鱼凫氏。鱼凫即鱼鹰，俗称鸬鹚，是一种家养用于捕鱼的水鸟。用“鱼凫”命名，表明这是一个擅长捕鱼的部族，并且已经掌握了驯养鱼鹰的技巧。
鱼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锐利的鸟爪和钩喙。三星堆文化中有许多鸟头，雕塑成戴冠或不戴冠，利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就是古蜀王鱼凫氏的象征和文化遗存了。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一尊精美的人面鸟身像。人满高鼻鼓目、阔嘴大耳，和三星堆出土的一般的青铜人面像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它的头上戴着高高的王冠，身上长着两对阔大的羽翼，赤裸的双脚脚趾下垂，却近乎鸟爪。人们认为，它是一只被人格化的鸟——鱼凫，或者是一尊被神化、鱼凫化了的伟大人物。这个伟大人物不会是别人，只可能是鱼凫氏，鱼凫王朝的开国君主。
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金王杖”，上面精工雕刻鱼、鸟、箭羽和人头图案，人们认为，图案的设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很可能就是鱼凫王的王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三星堆就有可能是鱼凫王朝的都城。
有一件被称为“鸟爪少女”的半截人体像也很有趣味。人腿，鸟爪，膝盖以上是超短裙，高高站立在也许是两只鱼凫的额顶之上……它是谁？国王？王后？还是一尊古蜀女神？它那么高高在上，是不是在接受万民的景仰和崇拜？
除三星堆之外，鱼凫王朝还留下了许多遗迹。
唐·卢求著《成都记》载：“古鱼凫国治导江县。”这与罗泌《路史前纪》所记相同。所谓导江县，即今都江堰市东10公里聚源乡的导江铺。
孙松寿所作《观古鱼凫城》诗说：“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自注曰：“在温江县北十里，有小院存。”清·嘉庆《温江县志》也说：“在县北十里，俗称土城埂。”今温江北5公里的万春镇鱼凫村，当地人称为鱼凫城，即古鱼凫城遗址。
鱼凫王朝可能遭遇到一次亡国之痛。随着鱼凫氏族人的四处流散，它的遗址也像遥远的四方扩散。
在川南的叙永县，曾建立过鱼凫国。明代学者杨升庵因受贬多次出入川南，他在《鱼凫关》诗中写道：“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他在《永宁杂言》诗中注道：“《蜀本纪》：‘鱼凫氏治江阳（今泸州）’，即今之永宁（今叙永县）鱼凫关也。”
在川东的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曾建立过鱼凫国。古蜀时代称其为“鱼国”，春秋时代称之为“鱼人”，秦置鱼凫县。
武王伐纣后，曾大封有功之臣，其中有一位受封为“鱼伯”的领袖，在渭水之南、清姜河西岸的地方，建立过一个国家——“鱼国”。有学者推测，他们可能是参战有功、有国不能归的鱼凫族的国王和战士。
最重要的鱼凫遗址可能是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约20厘米，立于基座上，双手握于胸前，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十分相近。尤其是手势，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如出一辙。金沙遗址出土的神秘的黄金面罩，则令人想起三星堆出土的金面铜人头像。金沙遗址的金王冠带上面细腻的鸟鱼图案纹，与三星堆出土金杖上的鸟鱼图纹，几乎是出于同一工匠之手。据此，有的学者认为，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衰落之后而兴起的鱼凫王朝遗址，其金王冠带的拥有者，必定是鱼凫王的后裔无疑了。
扬雄《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其实，蚕丛、柏灌、鱼凫，是古蜀大地上的三个显赫的王朝，每个王朝都延续了好几百年，这同中原王朝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来理解，古蜀大地的历史也就清晰多了。
令人惊讶的是，三星堆出土的所有器物，都留下了火烧和故意砸毁的痕迹。完整的象牙被火烧焦发黑；铜容器全部被烧残，有的已烧结成团；青铜大立人像被拦腰砸断，头像和面具则被砸扁、砸破，有的散成碎片；神圣的青铜神树也被砸烂，树上的小型挂饰、树叶、太阳鸟滚落一地，鸟身上细腻的羽饰则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人们不禁要问：三星堆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是发生过什么重大或激烈的事故，如此众多而贵重的国家礼器，怎么会集体遭受到如此方式的损毁和掩埋呢？
猜测之一是，那是两个祭祀坑。
首先，坑中的器物，如青铜雕像、青铜神树、玉琮、玉璋，等等，都是无可争辩的祭祀礼器；其次，两个坑的年代虽是相距甚远，但都具有相同的制式，且位置相近，坑壁整齐，器物堆叠有序，明显地属于一种经过充分准备而举行的相同性质的活动：两个坑的方位都对着岷山，因为那是古蜀人的发源地，是三星堆人的“祖邦”；最后，焚烧、砸毁和掩埋，都是我国古代祭祀活动的典型特征。
我国古代巫师认为，“燔燎”可以让燃烧之气上达于天，常用来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及天上诸神，民间的烧香、烧纸钱等等就是这种古代祭祀的残存。“瘗埋”则可以让掩埋之物下达于地，常用来祭祀山林、川泽、祖先及地下诸神。至于砸毁器物，不但不是亵渎，相反的，则是表示对祭献对象敬畏和无私奉献的一种方式。因此有人认为，三星堆先后发掘出来的两个文物坑，是不同时代的蜀主采用相同方式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宗神祇后留下的祭祀坑。
猜测之二是，那是两个封禅坑。
封禅是我国中原地区古代王朝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仪典，多用于朝代更迭或帝王就位之时。在泰山下粱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曰禅。西蜀与中原息息相通，肯定有相同或类似的仪典。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多是神器重宝，在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相对贫乏的上古时代，绝不是一般的祭祀活动所能使用的。因此，有人认为，它应该是古蜀王国改朝换代或新王登基时，举行类似于封禅的“开朝大典”等重大祭祀活动的产物。
猜测之三是，火葬墓穴坑。
1号坑里有大量的被烧残的动物骨渣，里面含有被疑似为人骨的骨片。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外仁胜村一带发掘的29座墓葬，其墓穴形态、墓的方向，与三星堆器物坑完全一致。因此有人认为，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其实也是墓葬坑，坑里的贵重器物则是某代去世蜀王的陪葬品。国王的遗骸可能是经火葬后变成了残渣，也可能是葬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猜测之四是，失灵“灵物”掩埋坑。
这些器物原本是某一部落（或城邦）供奉的“灵物”，但它却没有起到福佑一方的作用，使该部落遭受了天灾人祸。按照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作法，巫师就应该选供新的灵物，同时举行盛大仪式，把这些失灵的“灵物”摧毁，然后焚烧和掩埋，以此刺激新的灵物，祈福禳灾。三星堆文物坑的性质大体也是如此。
猜测之五是，祭祖分支坑。
古代夷人有祭祖分支的习俗。当一个以家族为主要纽带的部落发展到相当庞大的时候，就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祭祖分支。祭祀活动包括祭天、祭地、祭祖三大项。所有的人都要来参拜祖灵，规模盛大，热闹非凡。祭祖之后，各个分支就分道扬镳。分手之前，家族共有的旧的灵器博物，都要全部砸毁掩埋，这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三星堆文物坑，大略是一次或两次祭祖分支活动的祭坑。
最后一种猜测是，犁庭扫穴——亡国宝器掩埋坑。
有人认为，从坑内宝器的贵重程度和损坏程度来看，肯定是一次王权更替的结果。或者是外来势力摧毁了本土势力，或者是本土内部的新兴势力摧毁了当权势力。总之，胜利者毫不手软地犁庭扫穴，屠戮其血种，夺占其财物，而对旧王权和旧信仰的象征物，如祖先神像、礼器、王杖，等等，则毫不犹豫的予以彻底捣毁，焚烧，然后掩埋。正像《国语·周语》中所说的那样：“……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
三星堆两坑的时间前后相距几百年，应该是两次改朝换代的结果，它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帷幕之后的古蜀民族战乱征伐、激荡交融的壮阔现实。2号坑的器物同1号坑想比，品类更为丰富，制作更为精细，构造也更为雄伟。这说明在第一次改朝换代之后，三星堆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第二次改朝换代之后，三星堆古城大约就此废弃，三星堆文化也就因此而消亡。
因此有人提出：不要把三星堆的1号坑、2号坑简单的称为“祭祀坑”；在没有确定其用途、性质之前，一般称其为“文物坑”或“器物坑”为好。
《国宝传奇之谜》 主编 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