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动荡开始后，上海顿时陷入到混乱之中，“激进分子”互相拉帮结派，打着“闹革命”的旗帜胡作非为，其中以王洪文与耿金章两股势力最为强大，他们经常互相斗争，闹出了不少流血事件，影响极为恶劣。

耿金章是山东人，父母很早就因病去世，无依无靠的他为了生存下去，上街要过饭，也去地主家做过长工，期间受尽了委屈和压迫。1948年，他为了吃上一口饱饭，加入国民党军，不久之后在济南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在接受完思想改造后，他又选择加入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1957年，他退出现役，转往某工厂当普工，因为表现积极，思想坚定，于1964年被提拔为小工头，在工友中间颇有威望。动荡开始后，他被推举出来当“革命派”的“小头头”。当年下旬，王洪文号召大家坐车去北京见毛主席，耿金章当即响应，跟着大部队乘火车北上。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马上派遣张春桥前往上海和王洪文等人谈判。在经过好几天的讨价还价后，王洪文同意返沪，但耿金章却不想就这么回上海，他通过花言巧语蛊惑人心，带着约2万人继续北上，一度行进至苏州一带。

周总理为尽快平定事端，再次派遣张春桥与耿谈判。此时耿手下的人已经人困马乏，正嚷嚷着要原路返回，于是耿便顺坡下驴，与张议和，带着大家南返沪地，同时开始发动舆论为自己造势，将自己包装成“革命”的“先锋”，并适时拉起一个名为“二兵团”的民间组织，自立为司令。1个月后，这个“二兵团”的规模扩充到了50多万人，耿金章的权势也由此达到巅峰，一度与王洪文齐名。

当然，一山不容二虎，王洪文很看不上他这个“兵团司令”，一直在想办法打压他。耿也不是善茬，果断予以回击，他一边指挥部下与王的“工总司”进行武斗，一边写大字报制造舆论抨击王，称他是披着“修正主义”外衣的“假”革命分子。后来，张春桥又跳出来当“和事佬”，主动将王和耿约到一起，呼吁两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毛主席。

耿对于张春桥并不感冒，但他是个党员，他笃信共产主义，更加尊敬毛主席，于是便同意和暂缓和王的矛盾，携起手来向“右派分子”宣战。1967年初，王洪文、张春桥二人密谋要夺取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成立所谓的人民公社，代替政府行政。

按照事先的约定，“二兵团”需出动一些精干人员参加此次行动，张春桥向耿金章保证，一旦成功夺权，就选他做公社副主任。1月15日凌晨，数百名“工总司”的人包围并强行霸占了上海市政府大楼，并抢走了许多公章，随后狐假虎威的向全城百姓发布命令，俨然一副主人翁的模样。第二天晚上，张春桥约见耿金章，要求他立即命令“二兵团”退出市政府大楼，耿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怒不可遏，随即宣布与张、王二人愤道扬镳，自己要另起炉灶“闹革命”。

1周后，“工总司”又开始与“二兵团”闹摩擦，双方时常发生武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耿金章还专门将与王洪文不对付的30多个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商议成立一个“新人民公社”，与“人民公社”分庭抗礼。这让张春桥感受到了浓重的危机感，他和王洪文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决定给耿金章“使绊子”。

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张再次约见耿，耿毫无防备，只带了几个亲信赴约，结果遭到埋伏，当场被抓，随即被投入大牢之中。2个月后，“二兵团”分崩离析，耿的权势也随之瓦解，张和王觉得耿金章对自己没有威胁了，这才将其释放出来。动荡结束后，耿回归平淡，继续在工厂工作，直至退休。

动荡时期，上海的局势极为纷杂，各类斗争不断，矛盾甚至比北京还要多。另外，上海在这特殊的10年间也一直被称为“革命派”的大本营，其中激进分子非常多，严重影响了整个华东的安定。至1976年下旬，王洪文等人被抓捕时，上海的“革命派”仍没有偃旗息鼓，党中央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其平定下来，让沪地重新恢复了安宁、祥和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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