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消除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因为这对于罪犯子女极不公平。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周世虹委员的提议，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稍微学过法律的同学都应该清楚，“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其意味着在现代法治中是不支持搞株连那一套的，是法治精神对于公平原则的一种体现。俗话说，罪不及子女。父母犯下的错，怎么可以让子女背负一辈子？

换句话讲，一人犯罪就该一人当。如果一个人的前途不能由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其父母乃至更远的亲属的犯罪记录所决定，那么这无疑就是一种社会不公平的表现。甚至这一条件，会被有心人利用，作为自己犯罪的“保护伞”。

比如在涉及到一些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有些被殴打的母亲之所以选择长期忍气吞声，就是因为害怕将家暴的丈夫绳之以法之后，自家孩子的前途便会受到影响。

所以从法治公平的角度讲，周世虹委员的建议似乎也没多少问题。然而合理归合理，我依旧坚决反对消除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因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选择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限制罪犯子女考公，可以震慑罪犯增加犯罪成本。因为在咱们国家当前的社会实际中，孩子一直就是父母的软肋。他们的存在，往往就是父母们所最不可忽视的，甚至是唯一的牵挂。只要是对孩子有所影响，他们总是会三思而后行。很多生活艰难的父母之所以不敢以身试法，其实就是怕连累到自己孩子的未来。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软肋”，那些罪犯是不是就再无后顾之忧，犯起罪来自然也就无所顾忌。换句话讲，如果犯罪不影响后代和家属，只会让犯罪者在犯罪时更猖狂，因为反正后代不会牵连啊。而如果影响考公，绝大多数人就会评估犯罪成本，变得更加克制。

其次，限制罪犯子女考公，是给公务员队伍廉洁性做基础保证。我们需要明白，公务员是为民服务的群体，代行使公权力，代表着党政机关，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乎国家权威和公信力，因此在选拔方面必须要求。

如果让罪犯子女考公，公务员队伍的形象无疑就会受到影响。比如你们镇上的镇长带着大家集资搞开发，结果把钱贪了个一干二净，村民们却是血本无归。虽然后面他被判刑了，但是他儿子却又考过来继续当镇长，试问你们眼里会认同这个镇长吗？

而且我们还得要搞清楚，限制考公可不是判死刑，其仅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罪犯子女的职业选择而已，不考公还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说的好像不能考公务员这辈子就毁了一样。

最后，限制罪犯子女考公，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我们常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很多罪犯的子女并不是无辜的。因为在其父母犯罪的过程中，即使他们没有参与进去，但却得到了切实的利益。

比如你们邻居家的孩子本该和你一起上普通小学，吃馒头咸菜，但是因为他父亲莫名其妙地挣了大钱，他可以上贵族学校，还出国深造，可把你羡慕死了。直到后来他父亲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你才算是心理平衡了一些。

可是后来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他却一样的坐到了你旁边。靠着父亲留下的人脉，贿赂上司，成为某地书记，继续走父亲的老路。让这样一类人坐到考场上来和自己竞争，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所以综上所述，在我看来限制罪犯子女考公是极有必要的，绝对不能放开。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做人可以，考公不行。只不过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以做出一些适当性的调整。比如对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或者是一些过失性行为，已经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罪犯子女，其实是可以放宽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