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朱大同被枪决，留下一抹诡异微笑，5个月后被封为烈士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一场特殊的公审处决在闹市区引来万人空巷。被押上刑场的＂汉奸＂朱大同，面对群众的唾骂声，却始终保持着诡异的微笑。一位德国记者用相机定格了这位＂大汉奸＂临终前的表情——那抹笑容中透着说不清的沉重与坦然。更令人不解的是，仅仅5个月后，这个被处决的＂汉奸＂竟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从人人唾骂的汉奸到光荣的革命烈士，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转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一、表象之谜
1949年3月27日，上海市四川路刑场外围满了前来观刑的群众。这一天，臭名昭著的＂汉奸＂朱大同即将接受审判。从凌晨开始，消息就在坊间传开，街道两旁挤满了愤怒的民众。
上午九点整，载着朱大同的囚车缓缓驶来。当朱大同被押解下车时，周围爆发出一阵阵谩骂声。令在场群众惊讶的是，这位＂大汉奸＂并未表现出丝毫惊慌，反而神色从容地环顾四周。
一位姓张的老人当年亲眼目睹了处决过程。他回忆道，朱大同身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步履稳健地走向刑场。当时在场的德国记者汉斯·米勒用相机拍下了这惊人的一幕：朱大同面对宣读的判决书，嘴角竟然浮现出一丝微笑。
这抹微笑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这是叛徒的狂妄，有人说这是罪犯的麻木，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最后嘲讽。整个宣判过程中，朱大同始终保持着这种难以捉摸的表情。
处决现场的气氛愈发诡异。当审判长宣读完最后一个字，朱大同突然抬头看向天空。在场的另一位目击者李老回忆说，就在这一刻，原本阴沉的天空突然透出一缕阳光。
行刑前，按照惯例允许犯人说最后遗言。但朱大同只说了一句：＂历史会还我清白。＂这句话在当时激起了更大的民愤。有人高喊＂汉奸就该杀＂，有人朝他扔石块，但朱大同始终保持着那抹令人费解的微笑。
处决时，朱大同拒绝了蒙眼的黑布。行刑队举起枪时，他挺直了脊背。随着一声枪响，这位＂大汉奸＂倒在了血泊中，脸上依然带着那抹微笑。这个场景被德国记者米勒拍摄下来，照片很快在上海滩传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朱大同倒下的地方，有人发现了一张被鲜血浸透的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当时被执法人员迅速收走，直到上海解放后才重见天日。而这张纸条，成为揭开这段历史真相的第一把钥匙。
二、身份迷局
朱大同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的转折。1907年，他出生在安徽萧县一个普通农家。青年时期，凭借过人的天赋，他成功考取了萧县师范学校。1926年毕业后，朱大同在家乡的石塘镇小学任教，这份工作在当时已算体面。
1927年，一场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朱大同的命运。一位流亡至萧县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课堂上听课，被他的教学水平所吸引。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这位党员向朱大同介绍了革命理论，并最终将他发展为地下党员。
加入地下党后，朱大同很快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从1928年到1930年，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成功建立了多个地下党支部。期间，他还创办了一份进步刊物《晨钟》，在当地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六期就被查封，但影响深远。
1931年，组织决定派遣朱大同打入国民党统治机构。按照组织安排，他主动向国民党投诚，并很快得到重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朱大同表现出极高的工作能力，短短两年就升任为中统特务机构的一名重要成员。
表面上，朱大同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1935年，他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导致多名共产党员被捕。这些行动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声名鹊起，但也让他背负了叛徒的骂名。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大同又有了新的身份转变。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被俘＂后很快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在日伪政权中，他担任了清乡大队队长，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形象。
然而，一份1943年的秘密电报揭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份被严密加密的电报记载，朱大同在担任清乡大队长期间，秘密营救了多位地下党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这些同志伪造了新的身份证明，帮助他们逃出包围。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大同并未随国民党撤退，而是留在原地继续活动。从1945年到1949年间，他以＂汉奸＂的身份在上海活动。奇怪的是，这位＂叛徒＂始终没有离开上海，即使在1949年形势已明朗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留在原地。
这种种反常举动，直到在他被处决时发现的那张血迹斑斑的纸条，才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汉奸＂的真实身份。而这张纸条的内容，也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三、真相渐显
1949年8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收到一份特殊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解放军接管的原国民党特务机构。在整理这批文件时，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编号为＂ZDT-1943＂的密档。这份密档揭示了朱大同长达二十余年的地下工作历程。
根据这份密档记载，1943年7月，朱大同曾向组织递交过一份长达十二页的工作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以＂叛徒＂身份打入敌人内部的经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名单，记录着他在担任清乡大队长期间营救的146名地下党员的姓名和代号。
这份名单很快得到了验证。1949年9月，一位叫张明远的老党员主动找到上海市公安局，证实了自己就是名单上的＂红杨-37号＂。张明远讲述了1944年冬天，朱大同如何利用职务之便，为被包围的地下党员提供掩护的经过。
更多的证人陆续出现。原中统特务机构的一位文书何芝山在交代问题时，意外披露了一个重要细节：1935年朱大同主导的那次＂清剿＂行动，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表面大张旗鼓搜捕的同时，朱大同暗中转移了大批地下党员。
1949年10月，一位日籍战俘的证词为这段历史补充了关键一环。这位曾在日本特务机关任职的战俘证实，1937年朱大同的＂被俘＂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行动。通过这次＂投敌＂，他成功打入了日军情报系统的核心，为我方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在处决现场发现的那张血迹斑斑的纸条上，记载着一串神秘数字。经过破译，这串数字指向了上海市外滩一处秘密地下室。1949年11月，专案组在这个地下室里发现了朱大同存放的全部情报档案，包括二十余年来收集的敌军部署图、军事计划、人员名单等重要资料。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批档案中还有一份1949年初写就的亲笔信。信中，朱大同详细说明了自己坚持留在上海的原因：为了保护地下组织的安全，他必须以＂汉奸＂的身份等待审判，以此切断与地下党的一切联系。
这些材料的发现，促使上海市政府重新审视朱大同案。1949年12月1日，一个专门调查组成立，开始全面核实相关证据。调查期间，陆续有超过200名证人提供证词，印证了朱大同的地下工作经历。
而那位德国记者米勒拍摄的照片，也在此时有了新的解读。那抹令人费解的微笑，不再是叛徒的狂妄，而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完成使命后的坦然。这个发现，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四、平反过程
1949年12月15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市政府主要领导、公安局负责人以及专案调查组成员。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重新审视朱大同案件。
这次会议首先听取了专案组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三个关键证据：第一，朱大同在1943年递交的工作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第二，146名被营救地下党员的证词；第三，在外滩地下室发现的情报档案，证实了他为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后，会议听取了多位证人的现场陈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中统特务机构的何芝山的证词。他详细描述了朱大同如何在1935年的＂清剿＂行动中，巧妙地转移了大批地下党员。根据何芝山的证词，朱大同利用自己在特务机构的职务便利，提前向地下党通风报信，并安排专人护送党员转移。
另一位重要证人是日籍战俘田中井上。他证实，朱大同在日伪政权任职期间，曾多次向地下党传递重要军事情报。1944年底，朱大同提供的一份情报，成功挫败了日军对根据地的一次突袭行动，保护了数千群众的生命安全。
1950年1月10日，专案组向市政府提交了最终调查结论。结论认定：朱大同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以＂叛徒＂和＂汉奸＂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营救146名地下党员、传递374份重要军事情报、破获敌特组织15个。
1950年2月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为朱大同平反。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撤销对朱大同的原审判决；第二，追认朱大同为革命烈士；第三，在原审判场所树立纪念碑。
平反决定公布后，当年参与处决的行刑队队长徐国华主动找到市政府，交出了一件特殊的物品：朱大同临刑前脱下的那件灰色中山装。在衣服的内侧口袋中，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27年他刚加入革命队伍时与同志们的合影。
1950年3月27日，正好是朱大同牺牲一周年的日子，上海市政府在原审判地点举行了追认仪式。仪式上，146名被营救的地下党员代表手捧鲜花，向这位隐姓埋名二十余载的革命者致敬。
这场追认仪式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位德国记者米勒专程从德国返回上海，参加了追认仪式。他将朱大同临终前的照片和追认仪式的照片并列展出，两张照片时隔一年，定格了同一个地点截然不同的历史瞬间。
而这场平反，也为之后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朱大同案的重审过程，成为建国初期甄别历史问题的典型案例。
五、历史回响
1950年4月15日，上海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朱大同相关的全部档案材料。这项工作持续了三个月，最终汇编成《朱大同案卷宗汇编》，共计十二册。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朱大同的革命历程，也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地下工作者的艰辛。
1951年春，在安徽萧县石塘镇，朱大同曾经任教的小学被命名为＂大同小学＂。当年和他共事的老教师陈敬之捐出了一份珍贵的史料：1926年朱大同在该校任教时编写的教案。这份教案中，他巧妙地将革命思想融入课文教学，启发学生思考社会现实。
1952年，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展览室，陈列朱大同留下的全部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装满情报档案的皮箱。这个普通的黑色皮箱，曾经藏匿在外滩地下室二十多年，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史。
1953年冬，一位日本学者专程来到上海，查阅朱大同在日伪政权任职期间的相关资料。通过对比日方档案，这位学者证实了一个重要史实：1944年日军在华北的一次重要军事调动，正是因为朱大同传递的情报而被我方提前掌握。
1955年，中央档案馆派员来到上海，复制了一套完整的朱大同案卷。这些材料后来被编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成为研究地下工作历史的重要文献。特别是他在三个不同特务机构任职的经历，为研究当时的情报工作提供了独特视角。
1957年，那位德国记者米勒出版了一本名为《东方面孔》的摄影集，其中收录了朱大同的最后影像。这本摄影集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让西方读者首次了解到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隐秘战线。
1960年，朱大同的家乡萧县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纪念馆收藏了他在1927年创办的进步刊物《晨钟》全部六期。这份油印小刊物，记录了他早期传播革命思想的轨迹。其中一篇题为《何去何从》的文章，正是他决定投身革命的重要见证。
1965年，一位老党员在整理个人物品时，发现了一封朱大同1944年写给组织的密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清乡队任职期间营救地下党员的具体方法，包括如何制作假证件、如何安排秘密转移路线等专业技能。这些经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挽救了众多革命同志的生命。
1970年代初，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旧档案时，意外发现了朱大同1935年＂清剿＂行动的完整计划书。这份计划书精心设计了一个双层行动方案，表面是大规模搜捕，实则暗中保护地下组织。这个发现，进一步佐证了他高超的地下工作能力。
1975年，他的英语教师李明远去世前，向档案馆捐献了一份特殊的资料：朱大同在师范学校时期的英语笔记本。笔记本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革命标语，这些文字是用英语缩写编码记录的，显示出他很早就开始关注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