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红四方面军的时候，陈再道便担任了红4军军长，虽然为人谦虚，但绝对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更是新中国的耀眼上将。
现在，皮定均固然是福州军区司令员，但在陈再道担任军长的时候，他才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的副科长。
因此，在担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后，面对军区的副司令员陈再道，皮定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这要怎么领导呢？
周恩来：能不能把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当个副职1971年底，周恩来总理来到毛主席的书房里和毛主席交谈。谈话中，毛主席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汇报后，站起来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
听了毛主席话，周恩来总理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主席点了点头，说：“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周恩来总理立即开展工作。在落实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要求“从上到下，由易到难”。对于这个原则，周恩来总理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很快，这件事情便逐步展开了。
一天，周恩来总理将田维新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
于是，田维新便将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叫了过来。在田维新和魏伯亭的面前，周恩来总理说 ：“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田维新和魏伯亭点了点头。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又说：“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他们有过错误的话，那是他们支持了一派没有支持另一派，经过主席和我与他们谈话，他们支持两派了，后来反对陈、钟的风波是王力他们挑动起来的。”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陈再道解放后，再回到武汉军区任职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想要给他安排一个和原来一样的职务也非常困难。于是，田维新便想着给他找一个大军区的副职。
思来想去，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通了电话。在电话里，那位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从那位司令员的话里，田维新听出了拒绝的意思。但仔细想想，那位司令员也没有什么错，毕竟让老上级去当副手，工作不太好开展。
想到其他地方更难安排，田维新再次拨通了那位司令员的电话。这一次，田维新说出了工作的难度，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安排了。田维新说完后，那位司令员见委婉拒绝比较麻烦，便直接说：“老田，千万别让他来。”
由于实在没有办法，田维新只好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在思虑了一会儿后，周恩来总理拨通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电话。
在电话里，周恩来总理用商量的口吻，对韩先楚说：“先楚啊，你看，能不能把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当个副职？”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韩先楚爽朗地说：“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1972年6月，陈再道终于等到参加工作的消息，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任职之后，陈再道对韩先楚非常尊重，没有摆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资格。他觉得，如果再摆老资格，就是对不起周恩来总理和韩先楚。
在陈再道来到福州军区不久后，为王建安上将落实工作的问题，也摆到了总政田维新的面前。由于王建安的资格也非常老，现任大军区司令有很多是他原来的下级，安排起来困难重重。
于是，田维新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听了田维新的汇报，周恩来总理再次想到了韩先楚，说：“你还是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于是，田维新拨通了韩先楚的电话，找他商量。在电话里，韩先楚有些为难地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见韩先楚没有答应，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上次安排陈再道，我感觉你很开明。现在看来你的开明是有限度的。”
然而，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韩先楚还是没有松口。
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田维新只好再次找到周恩来总理汇报，看看能不能安排到其他地方。周恩来总理思考了一下，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好一些，开会时我与他谈一谈。”
过了几天，韩先楚奉命进京开会。
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看见韩先楚时，田维新赶紧迎了上去，打招呼说：“老韩，你不给我面子，这次可是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韩先楚边往里走，边说：“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呐。”
见到周恩来总理时，韩先楚为难地说：“总理，我这都已经有三个上将了。再来一位，我也不好管理呀。”
的确，当时在福州军区，刚刚换上了李志民上将担任政委，之前安排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加上韩先楚上将，已经是三个上将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韩先楚说的是实情，但还是耐心地给韩先楚做工作，希望将王建安安排到福州军区工作。
在周恩来总理的劝说下，韩先楚最终心悦诚服地同意了王建安来福州军区的事情。就这样，福州军区聚集了新中国的四位上将，他们是韩先楚、李志民、王建安和陈再道。
在陈再道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期间，韩先楚大胆使用，给他安排了主抓部队训练和军容军纪的工作。对此，陈再道非常满意，决心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于是，在工作中，年过半百的陈再道不怕辛苦，发扬了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在抓训练工作中一丝不苟，就像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一般富有活力，赢得了部队指战员的敬佩！
有一次，得知韩先楚来到部队参加训练时，陈再道将相关人员集合起来，跑到韩先楚的面前，神情严肃地向韩先楚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说：“韩司令员，部队集结完毕，请您指示！”
看到陈再道这样认真，韩先楚回敬了一个军礼，心里非常感动。
回去后，韩先楚对身边的人说：“陈再道在红军时期就是军长，资格老，人很谦虚，是我的好搭档啊！”说着，韩先楚望向窗外，似乎听到了红四方面军旗帜下的号角，还有陈再道真诚的面孔……
毛主席：那就叫陈再道去给你当个副司令吧1933年，为了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整编后，韩先楚历任了第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1月26日，作为红25军的第一梯队，韩先楚所在的第224团顶风冒雪，踏着泥泞，步履艰难地朝着独树镇七里岗急速行进。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第224团在行进的过程，没有发现敌情。在进至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炮火猛烈阻击。
此时，第224团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加上寒流袭击，红军战士穿着单薄，手冻僵了，一时连枪栓都拉不开，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处境十分被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敌军立即发起冲锋，从两翼包围上来。
在如此危险的战斗中，韩先楚率领部队英勇出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斗、恶战，再肉搏、再恶战，最后满身血污地拿下了战斗，并与第225团和第223团一起将敌人击溃，取得了事关红25军生死存亡之战——独树镇战斗的胜利。
当天夜里，红25军绕道保安以北的沈丘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抵达伏牛山东麓，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对于韩先楚在战斗中的表现，红25军政委吴焕先赞赏地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1935年7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25军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
这一年，同在红四方面军中的陈再道担任了红4军副军长、军长，名气很大。任职期间，陈再道率部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等，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
虽然韩先楚和陈再道在职位上的差距很大，但两人却早已相识，并且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信念，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贡献，坚定地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期间，陈再道被任命为第129师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七亘村、黄崖底和长生口等战斗；韩先楚则担任了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与日寇鏖战。
在抗日战争中，陈再道和韩先楚都快速成长。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再道担任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在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率冀南纵队6500余人参加了上党战役。
此时，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被人们称之为“旋风司令”，他率领的部队也被称为“旋风部队”。
1949年2月，陈再道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驻守河南。4月，韩先楚担任了第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了武汉，后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并担任了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韩先楚率领第40军跨越琼州海峡，登上了登上海南岛，并一举突破了薛岳的“伯陵防线”，和后续部队协同，一举解放了海南岛。
得知海南岛解放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对韩先楚在解放海南岛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毛主席十分看重，感慨地说：“若晚两个月将成第二个台湾。”
不久后，韩先楚又带病前往朝鲜，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大显神威，打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损失惨重，为祖国和人民争了光。
1955年，以湖北军区为基础，成立武汉军区兼湖北军区，负责统一领导指挥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驻该两省境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陈再道被任命为司令员。
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韩先楚也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7年9月，在毛主席的批准下，韩先楚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1967年，陈再道被撤销职务，离开领导岗位。后来，陈再道被安排到江西农场参加劳动。
对于陈再道的遭遇，韩先楚非常关心，他坚信陈再道并非像传言中说的那样，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于是，在陈再道前往江西的农场后，韩先楚在暗中为他做了安排，嘱咐相关人员不要给陈再道安排无法承受的体力活。
后来，韩先楚向周恩来汇报了陈再道的情况，说陈再道生了病，需要治疗，并建议将陈再道接到福州休养。周恩来总理批示：“准许陈再道至福州检查身体。”
1970年底，韩先楚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将陈再道接到福州。在福州，陈再道还见到了老战友钟汉华和李志民等人，大家都是来住院检查身体的。
休养期间，韩先楚将陈再道等人安排到军区招待所照顾，并经常去看望，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传达上级的指示。对于韩先楚的照顾，陈再道等人非常感激。
看到陈再道的身体逐渐好转，韩先楚心里十分高兴，总想再找个机会，为陈再道说几句话。然而，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寻。
一天，陈再道接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周恩来总理以商量的口吻对韩先楚说，希望可以将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担任副职。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正愁找不到机会为陈再道说话韩先楚的，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后来，韩先楚奉命到北京见毛主席。期间，趁毛主席高兴，韩先楚对毛主席说：“陈再道想再为党工作几年。”听到陈再道的名字时，一直对陈再道印象深刻的毛主席，思考了一下，说：“那就叫陈再道去给你当个副司令吧。”
在韩先楚的努力下，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职的手续陆续办了下来。1972年6月，陈再道的任职命令正式下达，开始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那天，韩先楚来到军区招待所，对陈再道说：“你的命令下来了，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听了韩先楚的话，陈再道连忙道谢。韩先楚说：“同志之间，何必客气。只是相比于以前，是降职了。”陈再道摆了摆手说：“我听从组织安排，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再说，我能有此复出机会，可全是你的功劳。”
任职之后，陈再道对韩先楚非常尊重，从来不摆老资格，而是积极协助韩先楚，将部队的训练工作抓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973年12月，毛主席决定让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2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主席指示，召开军委会议，各军区司令、政委到会。” 12月17日，按照军委的通知，韩先楚和李志民于乘北京派来的飞机，来到北京等待开会。
12月18日下午3时，中央军委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会上，毛主席说：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议军不议政我就请你们改正。我提议要开一次会，把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议一下，你叶剑英是赞成的。我先同总理谈这个事，总理也是同意的。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调来调去。要交流干部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干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油了。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那么容易吸收新鲜事物。换一个地方照样是革命。要革命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革。”
紧接着，叶剑英元帅说：“12日至15日政治局每次会都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项。主席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随后，毛主席进行了工作部署。他说：“大军区的人到了，开门见山，就讲大军区司令对调。陈锡联同李德生对调，陈锡联到北京，李德生到沈阳。杨得志同曾思玉对调，杨得志到武汉，曾思玉到济南。许世友同丁盛对调，许世友到广州，丁盛到南京。韩先楚同皮定均对调，韩先楚到兰州，皮定均到福州。”
不久后，韩先楚便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前往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韩先楚离开福州军区后，皮定均奉调担任了军区司令员。
相比于韩先楚，皮定均的资历就更浅了，在陈再道担任红4军军长的时候，皮定均才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的副科长。因此，在福州军区，皮定均更不好意思领导陈再道了，在开会的时候，也不敢主动给陈再道分配工作。
不久后，陈再道便知道了皮定均的心思。于是，陈再道主动找到皮定均司令员，坦诚地说：“皮司令员，你是红四方面军的，我也是。在红军时期，我资格老，现在不同了，你就当我是一个新兵吧，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大胆领导，大胆指示！”
听了陈再道的话，皮定均十分感动，说：“老首长，你说的让我很感动，咱俩也不要分什么上下级，都是干革命事业，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干好就是了。”
在后来的工作中，陈再道和皮定均配合得很好，为福州军区办了许多实事，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
1975年，陈再道被任命为军委顾问，回到北京工作。1977年，陈再道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
1980年，韩先楚因身体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不再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病重期间，陈再道非常关心，经常打电话，询问病情，并嘱咐他要好好休息。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得知韩先楚去世后，陈再道非常伤心。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生前，陈再道经常拿出和韩先楚的照片，一个人发呆。至死不渝的战友情谊，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