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周恩来总理的心目中，朱德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总是想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留给这位特别的老战友。
1975年，在朱德即将前来看望自己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是期盼的，期盼朱德这位老战友，能够早点儿出现……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告别了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
当时，在离开西花厅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穿着中山装，在他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又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
在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后，周恩来总理又将他熟悉的办公室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披上大衣，走出了办公室，来到汽车前。
在来到汽车前后，周恩来总理没有立即上车，而是站在汽车旁伫立了很久，将他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院子看了又看，并深情地望着枝叶茂盛的海棠树，凝视不语……
许久之后，周恩来总理才上了汽车，在夫人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护士等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
自从周恩来总理住院后，朱德的心里便一直惦记着他，希望他能够在医生的帮助下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然而，朱德等了很久，都没有听到周恩来总理出院的消息。
1975年，得知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有所好转时，朱德便催促夫人康克清给医院和邓颖超打电话，请求到医院去看望他的老战友。
然而，周恩来总理却不愿意让朱德看到他生病的样子，便一直没有答应。
7月11日，在午睡醒来后，周恩来总理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不错，便在病房里做了一些运动。
期间，周恩来总理突然对身边的高振普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高振普答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开，准备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准备去打朱德家里的电话。
这时，周恩来总理又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高振普点了点头，便离开了。
很快，高振普就把周恩来总理想见朱老总的事情，向作邓颖超了汇报。邓颖超想了一下，告诉高振普直接找康克清。
于是，高振普便接通了朱德夫人康克清的电话。
听了高振普转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康克清在电话里高兴地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
挂断电话后，高振普便把与康克清沟通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
听到朱德今天能来，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够见到老战友了；担心的是，他内心里实在不想把自己生病的样子展现在朱德的面前，让他在这么大年龄时，依然要为自己难过。
综合这些因素，周恩来总理在病房里很难安静地坐下来，等待老战友朱德的到来，便在病房里不停地来回踱步，思索着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准备到位。
突然，周恩来总理停下脚步，带着交集的口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换好衣服后，周恩来总理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自己一遍，感到满意后才来到客厅里，等待老战友朱德的到来。
快6点的时候，朱德终于出现在了周恩来总理的病房里。
那一刻，周恩来总理微笑着迎向朱德，并与朱德同时伸出双手，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朱德首先开口关心地问道：“你好吗？”周恩来总理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89岁高龄的朱德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沙发前，慢慢地坐了上去。周恩来总理则向身边的工作人员示意将客厅的门关上。
于是，工作人员便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退出了客套，然后轻轻地将门关上，留下两位相处了53年的老战友交谈。
1920年10月，周恩来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并准备在上海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启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欧洲之旅。
那天，在送别的时候，邓颖超看着周恩来，将她亲手赶织的一件在里面绣了“给你温暖 小超”字样的毛衣，送给了周恩来。
摸着这件饱含了邓颖超深情的毛衣，周恩来心里十分温暖。片刻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11月7日，周恩来乘坐着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波尔多斯”号巨型邮船，在汽笛长鸣声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了大海。
来到欧洲后，周恩来考察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也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期间，周恩来还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思想进步很快。
1921年春，在张申府和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不久后，周恩来便给天津觉悟社朋友写了信。在信中，周恩来写道：
“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22年3月，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离开巴黎，迁居到德国柏林，住在了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在这里开展党的活动。
那时候，为了开展工作，周恩来经常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
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共18名代表。
当时，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一位法国老太太，租给了他们18把椅子。看着布置好的会场，周恩来满意地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在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但有人表示这带有宗教色彩。对此，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此时，朱德还在为寻找救国真理而奔走，于7月在北京找到了好友孙炳文，相约一起出洋。
期间，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说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并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告诉了朱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对此，朱德很感兴趣，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
看到朱德兴致很高，孙炳文说：“很不巧，李大钊去南方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此人我认识，我们去找他！”
听了孙炳文的话，朱德心里非常激动，急迫地说：“我们马上去上海，找陈独秀！”
然而，交谈之后，陈独秀却因为朱德出身于旧军阀，而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请求。对此，朱德和孙炳文非常失望。
回到住处后，在孙炳文的开导下，朱德恢复了希望和信心，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于是，朱德与孙炳文决定追寻马克思的步伐，到欧洲去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方法。
10月，朱德和孙炳文来到法国巴黎。得知在巴黎就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组织的共产党，组责人叫周恩来，但周恩来此时在德国柏林时，朱德和孙炳文立即带着周恩来的地址，踏上了前往柏林的道路。
这是朱德第一次听到周恩来的名字。由于之前的经历，朱德在前往柏林的列车上，对孙炳文说：“周恩来会不会像陈独秀，因为我们有旧军队的履历……”
这时，孙炳文打断了朱德的话，用肯定的语气说：“不会。根据我对周恩来的了解，他与陈独秀不同。”
不久后，朱德和孙炳文按照周恩来的地址，来到了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
在认真地核对了门牌号后，朱德和孙炳文敲响了房门。很快，门便打开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朱德不知道的是，面前的这位年轻人，便是他们要找的周恩来。
于是，朱德上前，礼貌地说：“我们刚从中国来，有一位名叫周恩来的先生，他在这里吗？我们要见见他，请通报通报，行吗？”
听了朱德的话，周恩来把朱德和孙炳文让到屋子里坐了下来，并一边给客人端水，一边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
朱德说：“我，姓朱名德，字玉阶。”说着，朱德又指了指孙炳文，介绍道：“他，姓孙名炳文，字睿明。我俩是同乡、同志。”
就这样，在交谈之中，周恩来和朱德相识了。在随后的交谈中，朱德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周恩来，并说明了他的来意：“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党派我做什么都行。”
朱德说话的时候，周恩来一直听得非常认真，并不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偶尔也会想朱德问一些问题、了解一些细节。
谈完后，周恩来又说：“玉阶兄，你们吃饭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吃饭去。吃完饭，我们还可以接着再谈。”
后来，经过和朱德、孙炳文几次交谈后，周恩来和他们达成了共识，并表示：“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
不久后，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经国内党组织批准，朱德和孙炳文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将这个消息告诉朱德和孙炳文时，周恩来特意嘱咐道：“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
于是，朱德和孙炳文便按照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给他们的的嘱咐与要求，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展开工作，完成党交给他们的“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任务。
关于这一时期的事情，朱德在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在黄埔军校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1925年7月，朱德也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5月，按照党的安排，朱德回到国内，在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培养早期军事骨干。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签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7月，在党中央的派遣下，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了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期间，朱德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做了许多对起义有益之事。
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叶挺任第11军军长，贺龙任第20军军长，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
后来，起义军因敌众我寡受到挫折，周恩来因病行动不便，由叶挺和聂荣臻护送到中国香港治病；朱德和陈毅则率领一部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带着保存下来的约800人起义军，参加了湘南起义。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并担任了红四军军长，开始与毛主席一道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才再次相逢。此后，两人虽然分工不同，但始终站在同一战线上，为新中国的创建而不懈努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总理，朱德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此后，两人相互支持，为新中国的建设，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
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和朱德虽然岗位不同，但可以见面的机会很多。每次见面后，他们都会嘘寒问暖，把对方当做自己的亲密战友。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他的病房里和朱德见面交谈。这次见面，也成为了他们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相见。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总理将朱德送出客厅，握手告别。在目送着朱德的汽车远去，直到从视线中消失时，周恩来总理才转过身，回到了他的病房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得知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朱德悲痛万分。那时候，朱德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还是坚持拄着拐杖，特意穿了整洁的军装，前往北京医院，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北京医院，朱德缓步来到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前，庄重地举起右手，向敬了一个军礼，向相处了54年的老战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由于心情悲痛，朱德在回到家里后，一连几天不吃不睡，导致他的身体更加虚弱。
1月15日，是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举行的日子。然而，在想前往参加追悼会时，已经90岁高龄的朱德，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最后，朱德摇着头，难过地说：“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