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贺龙有着多年的革命情谊，两人超脱了老战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这样，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才对贺龙怀有深深的歉意。
1975年，贺龙的骨灰终于要被安放在八宝山了，周恩来总理的心情怎么能够不激动呢？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当天，中央军委准备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贺龙的这个小型的“骨灰安放仪式”，被要求“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
对于这样的要求，贺龙的家属感到十分不解。为此，贺龙的女儿还在前两天分别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表达了家属的那种“百思而不可解”的疑惑心情。在这封信中，贺龙的女儿写道：
“6月6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这样做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在接到贺龙女儿的来信后，周恩来总理的心里也非常难过，当即给毛主席写了额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周恩来总理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始知纪念会照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在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来信时，毛主席十分重视，认真地看完了周恩来总理写的每一个字后，作出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关于这件事情，在毛主席身边侍读的芦荻，在后来回忆说，视力不济的毛主席是躺在床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完后，毛主席又戴上眼镜，将这份报告认真地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从芦荻的回忆里看得出来， 毛主席对贺龙这位老战友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周恩来总理立即让人把毛主席的意见让人转告给了贺龙的女儿，并希望她能够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
另外，周恩来总理还作出了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并准备亲自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决定。
从周恩来总理的各项安排上可以看出，他对贺龙元帅有着特别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多年的革命经历中凝结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与贺龙元帅相识于1927年。那时候，各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致使中国共产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此时，中国共产党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挽救革命，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7月初，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贺龙时，贺龙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手中握着数量庞大的军队，思想也和国民党的许多将领不同，更倾向于共产主义。
事实上，贺龙在早年间便不断追求真理。后来，在北伐战争中，他的信仰也逐渐由三民主义转变到了共产主义上。
这次见面时，周恩来和贺龙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因此，两人的聊天也是越聊越投机。在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感觉到贺龙支持共产党的决心十分坚定，便鼓励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贺龙更加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
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并任命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起义。
来到南昌后，周恩来根据敌我形势判断，决定在8月1日举行起义。
7月15日，贺龙在对部下的讲话中说：
“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
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现在只能走第三条路，也就是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从共产党员谭平山口中得知了在南昌发动暴动的事情时，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7日，贺龙率部来前往了江西南昌。当天，周恩来也离开九江，秘密来到南昌。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第20军军部。见面时，周恩来紧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了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听到贺龙这样说，周恩来高兴地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随后，周恩来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告诉了贺龙，便以商量的语气，对贺龙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听了周恩来的话，贺龙语气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看到贺龙的态度坚决，周恩来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周恩来的话中，贺龙听出了意料之外的信任，当即便怔住了。片刻之后，贺龙才有些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听到贺龙这样说，周恩来用信任的目光望着他，幽默地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这时，贺龙才激动地说：“好，我服从！”
随后，周恩来和贺龙又聊了这次起义的指挥人员，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7月31日，经过准备和讨论后，定下了起义的最终计划和决定。
这天，在回到部队后，贺龙便在第20军营以上军官会议上，喊出了“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此外，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要求部队在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当天晚上，贺龙便按照起义的计划，下达了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命令。
8月1日凌晨，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部队大约有两万多人，其中，贺龙的第20军占到了起义总兵力的一半，为起义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9月，根据贺龙本人的申请和他的一贯表现，周恩来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人中国共产党。
经过讨论后，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决定由周逸群和谭平山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在贺龙的入党仪式上，周恩来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就这样，贺龙成为了一个火线入党的共产党员。那时候，贺龙便下定了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他说：“不论起义成功与否，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
后来，起义遇到了挫折。面对如此局面，贺龙语气坚定地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湖南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贺龙来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周恩来。见面时，周恩来告诉贺龙：“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
对此，贺龙表示同意。然而，在等待出国的那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得到了贺龙在上海的消息，便下令严密搜查。因此，贺龙的到苏联的事情也变得十分困难。
几天后，在见到周恩来时，贺龙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湖南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听了贺龙的话，周恩来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你怎么从上海出去？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江嘛！”
不久后，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贺龙返回了湘鄂边，在桑植、永顺、大庸一带，组织了红二军，与国民党军对抗。
1929年3月，在看到贺龙的来信后，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
在这封信里，周恩来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也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具体的指示。
看着周恩来写来的信，贺龙的心里十分感动，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象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此后，周恩来和贺龙虽然见面不多，但在革命岁月中，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却得到了升华，变得超脱了一般的革命战友。
1954年，贺龙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此时，贺龙和周恩来总理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那时候，周恩来总理每次到贺龙家里做客，贺龙都会跑着来到周恩来总理的汽车前，将周恩来总理接回来。
看到周恩来总理坐下后，贺龙便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
1956年11月，贺龙跟随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亚洲和欧洲11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历时75天，行程近54000公里的访问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配合密切，取得了访问的圆满成功。这也是两人自1928年上海离别后的最长的一次相随相聚。
1957年，在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云南昆明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贺龙陪同。考虑到吴努带着夫人，周恩来总理又对贺龙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
在昆明的那段时间，周恩来总理每天都与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在一起吃饭，两家人相处得和一家人一样。一天，在吃早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看着薛明说：“薛明，给我一杯酒。”
想到早上喝酒对身体不好，薛明说：“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
然而，周恩来总理却笑着说：“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
原来，在他们在昆明的时候，这里正发生着流行性感冒。所以周恩来总理才会向薛明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解释，薛明还是有些不敢完全相信，便问：“能喝吗？”
周恩来总理说：“给半杯，就给我半杯。”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薛明只好为他倒了酒，并双手递到了他的面前。
这时，周恩来总理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问薛明有没有联系上邓颖超，薛明表示下午就给邓大姐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薛明将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听了薛明的话，邓颖超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1966年后，贺龙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好。对此，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担忧，便决定把他保护起来，甚至为此将贺龙夫妇接到了西花厅居住。
然而，后来的形势超出了周恩来总理的控制，贺龙还是没能保全。
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去世。贺龙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在他魁梧的身躯上。随后，他的遗体被秘密火化。
对此，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1971年，周恩来总理才得到了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10月，周恩来总理派人将薛明从贵州接了回来。
得知贺龙含冤去世时，毛主席也感到非常痛心。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贺龙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后来，毛主席又在一次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语气坚定地说：“要给贺龙平反！”
毛主席的再三表态，使贺龙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是，周恩来总理立即部署了为贺龙平反的事情。
1974年9月，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贺龙恢复了名誉。
1975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八宝山为贺龙举办骨灰安放仪式。
对于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作为多年革命好友的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决定亲自前往现场参加。此外，周恩来总理还让人转告贺龙的女儿，希望她也能参加这个仪式。
那天，在听了周恩来总理托人转来的意见后，贺龙的女儿点了点头，说：“我一定会听总理的话。”
6月9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以告慰贺龙的在天之灵。
当天，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特意给薛明打了电话。在电话里，邓颖超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便抱病来到了八宝山。还没走进薛明所在的休息室，周恩来总理便大声喊：“薛明，薛明啊！”
听到是周恩来总理熟悉的声音，薛明赶紧站起来迎了上去。门刚开，周恩来总理便紧紧地搂着薛明，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他的眼泪籁籁地流了下来。
这时，薛明也激动地说：“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随后，周恩来总理来到贺龙的骨灰盒钱，连续向贺龙鞠了7个躬。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了悼词。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
于是，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并将这个报告呈送给毛主席。
后来，薛明和孩子们的处境，才逐渐好转。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平反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贺龙元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