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扭的世界：在保护环境的幌子下，计划经济观念正在复苏

计划经济正在享受另一种复兴。气候保护的倡导者和反资本主义者，都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希望用计划经济来取而代之。他们甚至声称，否则，人类就没有生存的机会。

在德国，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的终结》的书很畅销。它的作者乌尔里克-赫尔曼已经成为所有谈话节目的常客。她公开宣传计划经济，根本不顾它在德国已经失败了一次，而且，也不问其他地方尝试过的失败。与古典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在这种计划经济中，公司不会被国有化，允许保留在私人手中，但却要由国家来准确规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将不再有航班，也不再有私人机动车。国家将决定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例如，将不再有任何单户住宅，也不允许任何人拥有第二套住房。新建筑将被禁止，因为它对环境有害。相反，现有的土地将被"公平"分配，由国家决定每个人有多少空间才算合适。肉类消费将只被允许作为例外，因为肉类生产对气候有害。

一般来说，人们不应该吃那么多：每天2500卡路里就足够了，赫尔曼说，他建议每天摄入500克水果和蔬菜，232克全餐谷物或大米，13克鸡蛋，7克猪肉。"乍一看，这个菜单可能有点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会更健康，"这位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保证说。而且，由于人们会很平等，他们也会很快乐。"配给制听起来令人不快。但也许生活甚至会比今天更愉快，因为公正使人快乐"。

这样的想法绝非新鲜事。一位挺受欢迎的加拿大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批评家Naomi Klein承认，她最初对气候变化没有特别的兴趣。然后，在2014年，她写了一本厚厚的500页的巨著，名为《它改变了一切：资本主义与气候》。为什么她突然变得如此感兴趣？嗯，在写这本书之前，克莱因的主要兴趣是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斗争。她很坦率地说。"我被推入更深的参与，部分原因是我意识到它可以成为我已经相信的社会和经济正义形式的催化剂。"她呼吁建立一个"精心计划的经济"，并由政府对"我们开车的频率，我们坐飞机的频率，我们的食物是否需要空运到我们手中，我们购买的商品是否经得起考验，还有我们的房子有多大"进行指导。她还接受了一个建议，即最富裕的20%的人口应该接受最大的削减，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克莱因书中还有许多这样的陈述，上面一些引文证实了像赫尔曼和克莱因这样的反资本主义者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改善环境或为气候变化寻找解决方案。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国营的、计划经济。在现实中，这会涉及废除私有财产，即使在技术上，产权继续存在，因为剩下的只是所有权的正式法律上的东西。企业家"仍将拥有他的工厂，但工厂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将由国家单独决定。他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雇佣经理”。

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一直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相信经济秩序是一种可以在纸上规划的幻想；相信一个作者可以坐在书桌前，提出理想的经济秩序。剩下要做的就是说服足够多的政治家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这种经济秩序。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昔日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就是这样想的。

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在197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柬埔寨，最初是在巴黎的大学里提出了构思。这个实验被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称为"超级大跃进"，以匹配毛泽东的大跃进。它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为一种信念提供了一种极端的示范，即一个社会可以在画板上人为地构建。

今天，人们经常声称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志们想要实施一种清教徒形式的"原始共产主义"，他们的统治被描绘成无节制的非理性的表现。事实上，这与事实相去甚远。红色高棉的策划者和领导人是来自正直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巴黎学习，是法国共产党的成员。其中两名主谋乔森潘和胡宁曾在巴黎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的论文。事实上，那帮在巴黎学习过的知识精英们，在夺取政权后，几乎占据了政府的所有领导职位。

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四年计划，准确详细地列出了国家需要的所有产品，比如针头、剪刀、打火机、杯子、梳子等。其具体程度可谓是非比寻常，即使对一个计划经济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它说："吃和喝是集体化的。甜品也是集体准备的。简而言之，在我们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集体行动。1977年，每周要有两道甜点。1978年，每两天有一道甜点。然后在1979年，每天有一个甜点，以此类推。因此，人们集体生活，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得到了零食的滋养。他们很高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

社会学家丹尼尔-布尔特曼在他的分析中写道，该党"像在画板上一样规划人口的生活，把他们装进预先确定的空间和需求"。在任何地方，巨大的灌溉系统和田地都要按照统一的直线模式来建设。所有地区都要达到相同的目标，因为党认为，在规模完全相同的田地里，标准化的条件也会产生标准化的产量。有了新的灌溉系统和棋盘式稻田，自然界将被用于完全集体主义秩序的乌托邦现实，从第一天起就消除了不平等。

然而，由于灌溉系统完全忽视了自然水的流动，将水坝安排在平等的方格中，而方格中的田地又平坦，结果就导致了频繁的水灾。80%的灌溉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就像毛泽东的大跃进中的小高炉没有发挥作用一样。

纵观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在演变，就像语言在演变一样。语言不是被发明、构建或构想出来的。相反，它们是不受控制的自发过程的结果，约定俗成。早在1887年就有人发明了名为"计划语言"的世界语，但它却完全没有像其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外语。

社会主义与计划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是一种由知识分子设计的系统。其追随者努力获得政治权力，以便随后实施他们选择的制度。这些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但是，这显然不能阻止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哲学家的灵石，并最终在他们的象牙塔里设计出了完美的经济体系。详细讨论像赫尔曼或克莱因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整个建构主义方法，即作者可以在他们的头脑中或在纸上"梦想"出一个经济体系的想法，原本就是一个错误。

《国家利益》2023年1月26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Rainer Zitel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