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44旅在晋城端氏镇休整期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自来到344旅旅部检查工作。

据时任344旅政委的黄克诚大将在《黄克诚自述》中的回忆：“朱总司令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后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就去了延安。”

朱总司令为什么要严厉批评徐海东？主要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在不久前的町店战斗中，344旅没有打好。

当时日军108师团主力向南进犯，344旅奉命截击。他们在町店设伏，并对处在停车休息状态的日军发起了攻击。

344旅的大部分干部是原来鄂豫皖红25军的，他们作战勇敢，敢打敢拼，但此时还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他们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打法与日军作战，打起仗来喜欢猛打猛扑，以勇取胜。

战斗打响不久，334旅就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日军一开始被打得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稳住了阵脚，组织了抵抗。结果战斗一直打到傍晚，日军援兵到达，这股残敌最终还是逃脱了。我军也因为伤亡较大，随即撤出了战斗，进驻端氏镇休整。

黄克诚后来回忆：“当时我军如果采取周围架设迫击炮和机枪轰击、扫射，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再发起冲锋的打法，则完全可以以较小的伤亡获得较大的战果。”

第二件事情是，4个月前，344旅奉命南下晋东南，前往太行山区作战。当时徐海东旅长和黄克诚政委率领两个主力团走在前面，剩下的一个主力团，即687团殿后，结果，该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投敌叛变，还拉走了一个营长和几个连排长（部队全部由政工干部带了回来）。

主力团长带头叛变，这无疑是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大事件。况且，687团团长张绍东，还是徐海东的老部下、鄂豫皖的老战士。他曾任红25军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晋升为红15军团75、73师师长，参加过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战役。

得知昔日麾下的战将叛变投敌，正在病中的徐海东旅长悲愤交加，竟被气得吐了血。

和张绍东一起叛变投敌的，还有687团参谋长兰国清。兰国清是湖南人，早年间参加过平江起义，在红三军团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担任过红15军团参谋长、73师参谋长。一般认为，张绍东的叛变和兰国清有着很大的关系，某些资料显示，兰国清“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家伙”，张绍东过去还算老实，但在687团共事后，很快就被思想不端的兰国清拉下了水。

这两件事给了徐海东很大的打击，加上组织上对他的批评，自身病情的恶化，徐海东将军于是选择离开他一手创建的344旅，回延安接受治疗、参加学习。

徐海东对344旅的感情是是非常深厚的，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当年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北的红25军，以及刘志丹在陕北组建的陕北红军。徐海东在建国后的1960年，曾拖着病体主编红25军战史，并写下了《回忆红军第25军的长征》、《会师陕北》等著作，为我们了解那段珍贵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徐海东离开344旅后，中央经过考虑，将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调来担任副旅长兼代理旅长，黄克诚继续担任政委。

1939年8月，徐海东再次请战，并跟随少奇少奇同志到华中开展工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转战皖东，并任中原局、华中局委员。

1939年12月，徐海东指挥周家岗战斗，俘日军分队长1名、伪军4名，毙伤日伪军160余人，这也是徐海东将军一生中参与的最后一次作战。

40年1月，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徐海东再次病倒，在毛主席的关心的下，他被送往淮安、诸城、大连等地休养。在之后的九年里，他便不再负责实际指挥作战。

但是，对于徐海东的历史功绩，组织一直没有忘记。1954年，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而且排行第二，仅次于粟裕大将，并在同年当选第八届中央委员。尽管由于身体原因，徐海东无法负责具体工作，但中央还是对他进行了高规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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