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上将王震的家中，挂着一副显眼的镜框，内中镶嵌着一位老太太的照片，每当有人来到王震将军家中时，看到这幅镜框都不会询问是谁，他们都知道镜框中的那位老太太是王震将军的母亲，因为王震将军长得酷似母亲。

在那镜框下方的桌子上，陈放着一只骨灰盒，那骨灰盒里装着的便是王震将军母亲的骨灰，也“装着”王震将军对母亲的热爱与深深的思念......

王震将军的母亲有一个文雅而又别致的名字——董奇谱。

1908年4月11日，董奇普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王余开，也就是王震将军。

王震在母亲董奇普的怀中度过了童年，在他五岁时，被家里人送到邻村私塾读书。

在王震14岁时，祖父突然对王震的父亲说道：“我们家的人，不指望读书做官，能识字断文就行了，开伢子该回来下地干活了。”

就这样，王震终止了学业，在王震16岁那年，他想要为父亲分担一点生活的担子，也想给母亲买一条新头帕。

彼时，王震注意到自己的四叔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家里的土物产装在一辆独轮小车上，退往长沙，过几天又推着小车回来，并带回一些银钱和日用品，这不禁让王震心生一计。

一天，四叔父正在打点着他的独轮小车，王震看到后，赶忙来到母亲面前，他望着母亲额前开始出现的皱纹，又望着母亲裹在头上的破烂头帕和那满身补丁的裤褂，轻声说道：“妈妈，我要出去看个人！”

闻言，董奇普毫不在意，轻声说道：“念书时还没这么规矩呢，去吧，吃饭时回来。”

就这样，16岁的王震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妈妈。

一连几日王震都没有回家，这可急坏了他父母，几天后，王震的四叔父推着独轮车从长沙回来，拿出一条黑色的新头帕交给大嫂，笑着说道：“开伢子给你的。”

闻言，董奇普赶忙问道：“他在哪？”

“开伢子跟我到了长沙，现在跟人家学着拉洋车，头一天挣钱，就给你买了这条头帕。”

听到这样的话，董奇普总算是安心了，拿着儿子捎回来的新头帕，董奇普欣慰的笑了。

自那之后，董奇普总是能不断听到儿子的消息：

他给一个火车站长拉包车；

他当了铁路工人；

他参加了工会，成了工人纠察队员；

他加入了共产党，改名为王震！

从那时起，董奇普常常惦念着儿子，但儿子一直都没有回来，直到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董奇普正在向她心中的菩萨祈祷儿子平安时，突然间闯进一个人来，紧接着她便听到了一声：“娘！”

闻言，董奇普当即站起身，看着眼前多年未见已经满脸胡茬的儿子，顿时流下了眼泪。

回到故乡浏阳北盛仓，回到母亲身边时，王震才21岁。

那时，21岁的王震在家乡燃起了革命的火种，举起了反抗的刀枪，组建了湘鄂赣苏区早期的一支著名的游击武装浏北一支队。

1930年9月，王震率浏北一支队200多浏阳子弟告别父老乡亲，开往湘赣苏区，组建湘东独立师，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在离开家乡时，王震的父亲王贵才也紧紧跟随儿子的步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儿子统率下的一名士兵，后来英勇捐躯。

当得知父亲牺牲后，王震悲愤交加，悲痛不已。

1945年，王震曾率领南下支队进入到浏阳临县平江，但当时战事紧张，他便没有回到浏阳的家中，却把生着重病的政治部主任刘亚生等人送到家里休养。

王震的母亲董奇普深明大义，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精心护理着儿子部队的伤员，她一个一个养好他们的伤病后，还托人打好路条，把她们安全送走。

后来，敌人得知董奇普曾照顾过解放军战士后，便把董奇普捆绑起来，一阵毒打，要她把人叫出来。

但面对敌人的威胁和毒打，董奇普表现得异常坚强，她强忍病痛，誓死不吐露一字，心里唯愿儿子早日战胜敌人，解放全国。

解放初期，王震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为巩固西北边疆，倾注全部精力。

由于生活相对稳定了，王震便把母亲从浏阳河畔接到了天山脚下，他想让饱经风霜、受尽磨难的母亲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

但董奇普到新疆之后根本闲不住，她劳动惯了，完全不习惯这里闲适的生活，加上还思念故乡，住了一段日子后，她便回到了湖南浏阳。

董奇普从新疆回来后，就随着王震三弟王余美住在湖南浏阳，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工作的王震便每月把给母亲的钱寄到三弟王余美处，但在几个月后，王震不再给三弟寄钱了，而是将钱寄到当地政府代为供给，并交代政府道：“余钱归公，不给亲属。”

原来，王余美在得知大哥成了新中国的“封疆大臣”，十分高兴，便计划修一栋稍显气派一点的王家大屋，让母亲和亲人们住得舒适一些。

为此，王余美给大哥王震写了一封信，理所当然地问他要钱，并在信中陈述了要钱的理由，大意是一是尽孝，二是抚慰亲人。

当身在新疆的王震收到这封信后，十分生气地说道：“胡闹！弟弟要胡折腾！他要盖‘王家大院’，还要盖‘王家大楼’哩！一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二是哪能那么张狂！要入乡随俗嘛，要勤俭过日子！他要把我的孝敬之情，变成伤风败俗之情，我要绝情了！”

于是，王震很快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不仅一口回绝了此事，还嘱咐弟弟：“把分得的田地种好，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

王余美没要到大哥王震的钱，便大大缩小了修屋的规模，砌了几间土木房舍，虽说远不及设计中的气派，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算十分显眼的了。

当王震知道后大为愤怒，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给弟弟王余美寄钱，即使是母亲在家的衣食治病所需，他也不寄钱给家里，而是寄给北盛区委，由区委按照计划代转给他母亲。

后来，王震调回中央工作后，考虑到母亲年迈，王震便把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两年，两年后，母亲又执拗地回到了家乡。

1969年，王震即将前往江西红星垦殖场，临走时，毛主席点名接见了王震，嘱咐道：“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搞点科学方式。”

闻言，王震连连点头，他把毛主席对他的嘱咐牢牢记在了心里。

在王震来到红星垦殖场后，就把年老体弱的母亲接到了江西，彼时董奇普也深知自己日子不多了，为了能够与儿子度过最后的岁月，她心甘情愿地离开了故乡。

那时，王震在办公楼住了一段时间后，主动提出搬到百余米远的一个土屋子里去住，并说：“周围的荒地可以种菜。”

当县里领导来到红星见王震时，发现王震住的破旧的土屋子，过意不去，当即提出要为王震盖新砖房。

但王震拒绝道：“住土屋很好，冬暖夏凉。”

后来，县里和场里的领导又几次提出要给王震盖新房子，让他的老母亲住的舒服一些，但都被王震谢绝了。

1970年，王震的母亲病逝于江西红星垦殖场，县委领导得知后准备按当地人的风俗隆重地办理丧事，但还是主动询问了王震的意见。

王震得知后沉默片刻，随即摇头拒绝道：“一切从简就好，把我母亲的遗体拿去火化。”

其实，王震知道母亲生前遗愿是希望按传统方式进行土葬的，但他为改革丧葬形式，为母亲举行了火葬，没有满足母亲最后的要求，王震的心中也感到无比的愧疚。

在将母亲遗体送往火葬场时，王震忍不住向母亲告罪，祈祷母亲能原谅他，希望母亲能深明大义，为丧葬改革带个头，如果以私情代替大义，王震做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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