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杨勇回到中央任职，先后担任副总长、军委秘书长、军委常委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北京军区也开始清理那十年间遗留下的各种问题。

杨勇在1958年8月率领志愿军从朝鲜撤回国内，一个月后被中央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任职北京军区司令的时间不短，近9年时间。他是在1967年6月，非正常情况下离职的。他后面的一些不幸遭遇，也发生在北京军区。

因此当北京军区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正本溯源时，需要杨勇提供一些帮助。真实的、需要说的、涉及是非对错的，杨勇从不避讳；可是对于借机攻击他人、帮助他人逃脱罪责的，他一概不理。

早在1971年年初，就发生过有人找杨勇讲两句，揭发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问题的事。那时杨勇刚被周总理派出的专机，接到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

当时传出毛主席对黄、吴、李、邱、叶等人的批评，有人到医院看望杨勇时，就劝曾做北京军区军事主官的他，向中央检举军区内的一些人的问题，以此露个相表个态，从而尽早摆脱那些罪名，恢复正常工作。

杨勇不想整人，更没往这可能是有人想把他当刀使那边想，他是觉得自己67年就没再工作了，那些人近些年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知，顶多道听途说和个人猜测，兴许他们改正变好也不一定，怎么能为了自保而做检举这种事。

更何况，杨勇觉得，如果那些人有问题，中央一定能查清，不用自己这个“闲置”多年的人插话。

杨勇觉得这话有点生硬，容易伤别人心，便放慢语速，好声解释，讲这样的话，自己的儿子前几年到石家庄看望自己时也说过，当时自己就批评了儿子一顿，说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感情用事， 不能见风使舵。

“那孩子一时间接受不了，觉得很是委屈。但我知道，他迟早能明白。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作为一个革命数十年的军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胡说八道，都要做到知一说一、知二说二，尽可能实事求是。”

杨勇的话，让来人感受到一股那时鲜有的浩然正气。

杨勇这个人很好，好到即便他失去了权力、没有了自由，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亲近他、帮助他。

1967年有段时间，杨勇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他只要出现在军区大院，数不清的干部、职工、战士向他行注目礼。有一次大院烧锅炉的木匠老王，一见到杨勇就热情地喊他首长，杨勇苦笑着说自己不是首长了，别叫了。

杨勇担心牵连老王，示意他自己背后有人跟着，小心引火上身。老王毫不在乎，依旧首长首长地喊。老王心想“我一个烧锅炉的木匠，再打倒能倒到哪去”。

类似的事还有杨勇在食堂吃饭，总有干部战士一声不吭地端来油条鸡蛋，放下就走。这样的事多了，杨勇就被转移到某座小山的独栋小楼，尽可能不让他跟外界群众接触。

但杨勇是有口皆碑的好，监管他的战士和干部，找到机会就跟他讲话交流，要他保重身体。因此，杨勇被频频转移，看管警卫也是一批又一批地换。

无论失势，还是得势，杨勇始终如一。后来他再次身居中央高位，有一天北京军区派人来调查，关于某名干部是否踢倒过他的事。杨勇仔细想了想，说自己确实有一次被人踢倒了，是从背后踢的，但自己当时被人扭着胳膊、面朝台下，没有看见是谁踢的，所以不能说是谁。

不久，这名受到调查的干部，托了许多关系终于见到了杨勇。那名干部委婉地恳求杨勇，要他作证自己没有踢过他。那名干部还表示，杨勇若是愿意，自己将欠他一个大人情，日后定有厚报。

杨勇很是恼火，但也没有说出什么过激的话，只是把前面跟调查人员讲的再说了遍：“我不能为你没踢过我作证，同样也不能为你踢过作证。”

接着杨勇又说：“踢没踢，你自己最清楚，没必要走关系找我。有问题就早点向组织坦白，找我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杨勇，一个大公无私、事事讲道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