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的《诫子书》实际上是“自白书”，是人生最后关头留给儿子的至理名言，可谓浓缩了一生认知精华。
而世间大多数人之所以“学”与“才”难有建树，皆因未能“立志”也。而这个“立志”，大多要经历一种“人心死，道心活”的过程。如果没有“立志”，遇到点困难就很容易放弃，自然就会导致专研领域知识不能深入，学而“无志”，则不能成学也。
再通俗点讲，要止于某个领域，或金融投资、或人工智能、或开饭店、或种土豆，然后深耕相关领域知识经验，不断学习成长，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就是“志”了。
有了第一步，我们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便“立志”在某一领域取得了成就，但未必就能达成圆满。孔子是，诸葛孔明也是。
孔子周游列国，政治主张得不到施展，常常被调侃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恢复周礼”，这是他一生所学的终极目标。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周礼”可行吗？
肯定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试试才知道。
孔子用一生实践经验证明，这条路行不通，然后返乡著书去了，反而发挥了长项，以另一种形式“传承周礼”，让其最后时光变得更加耀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有点牵强，而严格意义上来讲，诸葛孔明才是真正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同时，这又是儒家最耀眼的精神气节，这是孔子与孔明备受后人爱戴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啥说孔明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呢？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六出祁山”，严格意义上来讲，“六出祁山”其实并不准确，《三国演义》夸大次数的背后，实际上是强化的精神气节。
之所以说孔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的典范，是因为明明知道“北伐”是不可能成功的，却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
问题接着就来了，闲闲财经凭什么说孔明本来就知道北伐是不可能成功呢？
我们先看孔明早期的论文《隆中对》：“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可以说，孔明对曹魏、孙吴做了非常深度的“基本面分析”，研究《三国》的朋友其实很多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孙权的“贤能为之用”。
毫不客气地说，不管是什么时代，竞争的核心都是人才的竞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质上就可以将“天下才俊尽收囊中”，“挟天子”曹魏成为了正统，这是曹操手下能人最多的原因。再加上，江南自古都比较富庶，“自古江南多才俊”孙权有“贤能可用”，人才战略上次之。蜀地则不然，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才俊不愿去蜀，蜀人又易偏安一隅，人才自然容易凋落。
刘备“夷陵之战”之所以一败涂地，皆因彼时手下已无能人矣。再到后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更是捉襟见肘，时也、运也，怎能怪孔明治蜀不行呢？
由此可见，蜀汉偏居一隅时间越长，实力就会越弱，人才就会越少。《隆中对》有言，北伐的时机是“天下有变”，而各方势力均较为稳固，只有蜀汉实力越来越差，如何应对？
只有在“天下不变”的时候，熟悉北伐路径，而当真正“天下有变”的时机到来时，蜀汉才有翻盘的机会，孔明原本就知道“北伐”并没有胜算，仍不得已而为之，刻意寻找机会。这正是闲闲财经认为的，孔明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的典范。
不难看出，孔子未能达成“恢复周礼”的志向，孔明也未达成“兴复汉室”的志向，但二者一生都不惧困难、勇往直前，最终均名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