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淑芳口述 王景祥笔录

民国二十八年(1939),虢镇城内同时驻扎着两个持不同政见的党所领导的军队:一个是国民党预备第三师的一个团;团部驻在虢镇西关,团长赵振岳(河北省人),团副叫黄杰。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游击队(虢镇)后方办事处，住在我家(虢镇东街木梁市),密电科科长高崇德负实际责任,她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的夫人,年龄约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剪发头,身穿浅灰色军装,平时佩带手枪,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们都叫她吕太太。

游击队虢镇后方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小型流动被服厂，它负责给抗日部队供给被服，主要是制作衬衣和鞋袜。办事处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战士，近一半是年轻女兵。这些女兵在我家厅房摆着十二台缝纫机，并配备四辆自行车,有电台，每个战士都发有手枪,其军纪十分严明，虽然工作紧张，有时日夜换班不停地赶制军服，但他们的学习、唱歌、训练从未放松过，既严肃紧张、又活泼愉快,与西街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游击队驻在城内秋毫无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和商号,使虢镇市场繁荣、商业茂盛。每到逢年过节，游击队战士上街演出有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其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国、提倡妇女放足、男女平等、禁吸鸦片和减租减息等。通过与民同乐,使人们改变了自古以来兵匪一家的旧观念。

办事处在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西安、宝鸡买来的布匹,日夜赶制成鞋袜、军服,又及时转送给陕北根据地，为前方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军队自恃人多势众,时常想吃掉八路军游击队，特别是对游击队的女同志不尊重,因而与游击队常发生磨擦。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游击队哨兵发现一个人向哨位走来，哨兵连喊几声“口令”!对方一言不答,哨兵只得被迫开枪,使来人当即毙命。经核查,死者乃是预三师驻西关团部所属的一个连长。吕太太立即派人通知预三师团部,并会同团部负责人到现场察看，吕太太当场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表示歉意后，预三师团部自知理亏，二话没说将尸抬回。

一天早晨，预三师驻西关部队突然调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游击队驻处，在我家院子周围房顶上架起了机枪,枪口对准了游击队的队部,虢镇东街的各个路口也都有士兵把守。站在房顶上的指挥官向游击队喊话,要游击队缴枪投降。形势非常危急，一旦发生战斗,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情况下,吕太太一面指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清理烧毁重要文件和书籍。我当时正在灶房烧火做饭,看到所烧毁的文件和刊物大都是油印册子;出于好奇,我顺手拣了一张印制的人头像，上边署名是朱德。当时在电台工作的梁同志，不时地与吕太太小声商量什么;

上午，我看到他们将电台丢进我家后院的水井里(井有并房，外面看不见)。紧接着大门外边有杂乱的脚步声，这时，吕太太手握双枪大声喊道:“口令!”对方不答,吕太太有点冒火;我与姨娘杨希孟当时在吕太太身边，怕她真的打起仗来有危险,于是就把她劝进屋里给她讲孙中山南京蒙难之事,她说:“外面情况紧急,让我安静一会”。于是我俩便退出了屋子。

不一会,她着人叫我公爹梁寿珊及有关负责人商量对策,我在外边只听见公爹说:“如若一打起来，我们梁家的身家性命不但难保，游击队和东半条街的商号百姓也都要吃亏的”。

商量的结果,是两家和谈。当时按照国民党军队的要求,让我公爹打着一面白旗,经过布防森严的道道关卡，去西街团部调停,仅半天时间,来回往返三次，为了抗战全局，最后才达成“保证游击队安全,游击队放下武器,不再抵抗”的协议。但预三师背信弃义,将办事处的一百支手枪，几十箱子弹,十二台缝纫机，四辆自行车，还有布料及军服等不但全部收缴,并将办事处官兵扣押,解往西安。

下午四时许,预备师团部送来一封信,信是赵团长亲笔所书，内容大意是:缴枪一事表示歉意，并请吕太太前来团部晤谈。吕太太看后非常气愤,说:“正操在冀中抗日,我们给前线将士搞军需,何罪之有?竟来缴我们的枪!”遂将信丢在地上。

傍晚,我家伙计蔺文举扛着一袋面粉出了大门,我问公婆:“为啥把面粉扛到料场去?”公婆说:“这是你爹安置的,你别多嘴”。我再也不好意思问什么。到了晚上，吕太太带领随身人员离开了我家,出了虢镇东门直奔西安而去。

后来才知道,游击队缴枪时留下了二十支手枪和几十排子弹，由我家伙计用面袋巧妙地带出城外,然后交给吕太太,恐在路上遇到不测。

吕太太到西安后，经过许多周折，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日形势,最后同意如数交还所收枪支弹药和所有物资，并给团长赵振岳记了两个警告处分，调离虢镇驻地。

大约一月左右，吕太太带着游击队员又返回了虢镇。当时她穿着一身灰色长旗袍,来到我家对公爹梁寿珊说:“梁老先生对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贡献,我代表全体游击队员表示感谢。”就这样,游击队办事处在我家大院直工作到一九四〇年底撤离。

游击队离开我家时，吕太太送给我公爹一个刻有“吕正操赠”字样的笔筒和一个花盆,给我赠送了一辆自行车。后来，吕正操司令员给我公爹来过两封信;此信件和我公爹与杨虎城将军的合影像一直由我保存着,但在“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现流落在私人手中。

记得当时我刚由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来,结婚时间不长,很喜欢看书,吕太太就送给我不少书刊,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毛泽东自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大都是油印册子。半个世纪过去了，吕太太的胆略和形象至今记忆犹新,一直激励着我,我虽然到了耄耋之年，每想起吕大大,心里总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