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5日，华东野战军召开了一场奇怪的会议。

奇在这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并不是庆祝刚刚胜利结束的济南战役，而是对济南战役的一位功臣进行了批评。

批评的火力还相当猛烈。这位功臣司令不得不表态，请求给予处分。

一、曲阜会议批评谁

打胜了还要检讨，还要批评人，这绝对是实事求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国军往往讳败为胜，打败了还要硬找出一点胜利成绩挽一挽尊，如果千载难逢打一场胜仗，则要大吹特吹。

而我军则不然，打胜了还要追求再次打胜，所以很多战役结束之后都要开展战后总结，无论胜败。

这次在曲阜召开的会议，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小饶同学在会上猛烈地批评，有的同志不讲纪律性，尤其是不服从粟裕指挥。

饶同学之前在后方主持全局工作，不怎么干预野战军的事情，此次亲自出马做报告，传达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尤其是引用任弼时同志的讲话，大意说没有纪律性就不能打胜仗。

可见这次会议的厉害。

不光是中央有指示，华野内部也出了点问题，这是饶同学项庄舞剑的真正目的所在。

现今很多军史党史爱好者，似乎都不怎么关注这段故事，因为前有济南战役，后有淮海战役，场场都是解放战史十分耀眼的篇章。

许多历史作品也没有重点关注这场份量并不十分重要的会议，记录也大多语焉不详。

于是很多人猜测，这次会议，与许世友后来缺席淮海战役是否有关系。有无关系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许上将是济南战役的总指挥，是立了大功劳的，如果打赢了仗却要挨批评，那就没有天理公道可言了，揣情度理，这次会议并不是针对许世友上将的。

那还能是谁呢？

曲阜会议召集的人员范围比较大，师一级干部都参加会议，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对华野的组织纪律性不满，要求进行全面整顿，另一方面也足以看出，这么大阵仗，配衬的批评对象级别定然不低。

我们就不绕弯子了，这次会议的起因，就是济南战役前有位纵队司令擅自改变部署，把他的纵队从打援、助攻，强行改为主攻部队。

这个纵队，就是华野头等主力、大名鼎鼎的排炮不动、必是十纵。十纵司令员，乃是威名赫赫、为新中国建立、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宋时轮上将。

笔者对宋上将怀有无比尊敬之心，写此文只是忠实记录当时的情况，并无不敬之意。请诸位看官也不要想歪了。

为什么宋时轮要擅自改变部署，这里面又有什么文章呢？

原来1948年8月粟裕开始筹划济南战役时，提出了一个攻济打援的计划，即以六个纵队14万人打济南城，以八个纵队18万人在外围阻援，宋时轮十纵被安排在外围打援。

就是在这次作战会议上，宋时轮闹了情绪，坚决不愿意打援，而坚持要求编入攻城部队。

宋时轮固然脾气有点爆，但他一贯能爆在点子上，在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上绝对不含糊，这次为什么会不服从上级命令呢？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千万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圣人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局部局地之事否定一个历史人物，同样会出现片面不公的问题。

宋上将之所以这样，与之前一段时间十纵担负的任务有关。

十纵素以善打阻击战出名，华野少有的能在野战条件下顶住邱清泉第五军机械化兵团强攻的主力纵队。邱清泉曾评价十纵堪称华野第一等主力。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善打阻击，意味着部队缴获少，承受伤亡大，一直这样打，部队会不会有情绪呢？

二、宋时轮心里苦

我们看看十纵擅自北渡那段公案。

那还是在济南战役一年前。华野七月分兵，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三纵、八纵、十纵作为西线兵团，在鲁西南主动进攻，企图扯散国军进攻山东的兵力，以及为刘邓挺进大别山作侧后支援。

中原国军力量较强，陈唐首长决定进一步分兵，让宋时轮率十纵在梁山县一带阻击、吸引邱清泉第五军，陈唐率三、八两纵转兵南下到单县、曹县一带，采取南北配合、互相牵制的战法，使敌军摸不着我主力所在。

这一设计本来颇见功力，陈、宋二位都很有军事天分，不料对上的那位国军猛将邱清泉也不是易与之辈，与十纵接了几仗察觉了陈宋的意图，将计就计在梁山拖住十纵，同时呼唤其他国军主力过来合围，企图吃掉十纵。

此时十纵困难已经很大，如果再在梁山死战恐有全军覆没之危险，宋时轮不得不下令部队北渡黄河。因为撤的仓促，被邱清泉抓住我军尾巴袭击，造成1500多官兵伤亡，损失4000余支前民工，以及500多匹骡马。

中央军委得知宋纵擅自北渡非常生气，毛主席一度要撤宋时轮的职。但粟裕、陈士榘都为宋时轮说了公道话，毕竟在平原地区打阻击，而且打的是机动速度非常快的美械部队，宋时轮有他的难处。中央才收回成命。

其实这个擅自北渡的名目也有点牵强，陈士榘上将晚年回忆时，在其著作《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说，是他和唐亮下的命令让宋时轮渡河。

陈毅当时怕十纵官兵伤了士气，亲自到十纵给宋时轮、刘培善（时任十纵政委）打气，说这里面有误会。

陈老总是聪明、畅亮、豁达之帅，他知道十纵官兵对一直打阻击有想法，便主动说十纵一直打阻击是个苦差事，伤亡大，缴获少等等。宋、刘二位听了很暖心。

1947年9月打沙土集战役，两个阶段作战，十纵仍然担任阻击任务，尤其是第二阶段，邱清泉察觉了粟裕要围歼他的意图，惊恐地撤走，又是十纵阻击，一个死命撤，一个死命堵，可以想见，十纵又付出较大代价。

好歹在挺进河南腹地后，在刘邓首长指挥之下打宛东、宛西等战役得到了补充，但豫东战役爆发，宋时轮十纵又在上蔡重操旧业，死扛胡琏整编十一师的猛攻，使其无法北上救援开封。

驰归华野麾下重新接受粟裕指挥，宋时轮又在桃林岗阻击邱清泉第五军。邱清泉杀红了眼，叫嚣哪怕把他的整编200旅打光也要突破十纵防线，但终究没能突破宋时轮的铜墙铁壁。

胜利是胜利了，但十纵的情绪问题并没有解决。

站在华野首长的角度看，谁擅长干什么就干什么，战事这么频繁，根本没有充足时间再去打造一个备份，让他和十纵轮流打阻击，陈毅粟裕是人不是神，在现实条件限制下，只能是有什么部队打什么仗。

这个道理宋时轮或许能想明白，他的师长们可能也能想个差不多，但是团长、营长们呢，广大一线的战士们呢？不能要求他们也有太高的战略觉悟，毕竟人的思想认知水平是由所在环境和位置决定的，小兵可以有想当将军的梦想，但小兵基本不会拥有将军的视野、格局和胸怀。

长年累月打阻击、干苦活累活，伤亡大得不到补充，尤其是武器，那时主要靠缴获，缴获来了下次再打就有底气。经常打主攻的兵强马壮、炮多枪好，经常打阻击的却是另一种极端。换了谁，还不能有点情绪呢？

所以1948年8月第一次曲阜会议，华野军事会议上陈士榘宣布作战任务，宋时轮想起北渡黄河时来自中央的批评，他才向粟裕、陈士榘提出要个说法。不能让部队带着思想压力打仗，虽然打仗前夕找领导要说法有点不合规矩，但站在十纵官兵的角度，宋时轮挺身而出给整个部队要个说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宋时轮说，去年中央批评十纵擅自北渡，华野首长和西线兵团首长都说责任待以后再谈，现在是谈的时候了。粟、陈大概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宋时轮的急迫心情，只是简单地回应了一下，宋时轮急脾气上了头，说部队不经补充不能再打，当场拍桌子退场。

局面突然激化，中央得知来电，严厉批评说要撤宋时轮的职。粟裕、陈士榘、谭震林等急忙向中央说项，担保宋时轮可以继续完成作战任务，就算撤职，也要等到战役结束后再说。

粟裕、陈士榘接连和宋时轮谈话做工作，宋时轮也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激，赶紧接了这个台阶，转回来加入攻城作战。

三、粟裕挺身而出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宋时轮指挥西攻击集团，从济南西面发起进攻。打到济南商埠时，外线国军部署发生变化，杜聿明指挥徐州十七万大军蠢蠢欲动，要北上解救济南城，国军空军出动飞机空运重新组建的整编七十四师准备投到济南城中加强防守，后因机场被攻占无法降落而返回徐州。

毛主席来电，要求紧急把十纵调出来加入打援部队。

一石激起千重浪。

宋时轮首先不愿接受这样的调遣。要是部队还停留在济南城外围倒也罢了，现在已经打进去了，胶着状态。临敌撤退这是大忌，会造成无谓的伤亡。再者说，好不容易争来的主攻任务，宋时轮还是西攻击集团的指挥员，到手的好机会放弃掉，就算司令员、政委同意，下面的师长、团长们，一线奋勇冲杀的战士们，岂不要气疯了？

时任华野副参谋长张震说，中央下命令时不知道十纵已经打到纵深，这个命令并不符合战场实际。

粟裕也说，宋时轮你把握不住他，他是怕满盘肥肉让山东兵团都给吃了（山东兵团是指七、九、十三、渤海、鲁中南纵队），不过那也是野战军同意的，这样也好，如能缩短攻城时间，倒是老宋的一大功劳，只是需要向西柏坡备案。

济南战役总指挥许世友也感到很为难，主动向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发电，说明宋时轮无法抽出的实际情况，最终同意宋时轮继续在西面主攻。

济南战役胜利后，华野在曲阜召开会议检讨前一段时间的问题教训，宋时轮主动向华野首长提出愿意接受任何处理，粟裕对宋时轮的功劳知道的一清二楚，挺身而出为宋时轮扛下了所有，向中央担保，不要再处分他，打济南立了这么大功，至少可以功过相抵的。

毛主席接到宋时轮自请处分的电报，以及粟裕为宋时轮求情的电报，一时感到很为难。宋时轮的为人处世、打仗本事，伟人一贯是很清楚的，宋时轮有文化、有水平，同时也有脾气，不好管。但打济南他又是最积极最主动，打仗最灵活、部队伤亡最少的。

考虑再三，毛主席最终来了个默不做声，对粟裕的电报和宋时轮的请求都没有回复。

到底是保留了成见，还是保留了处分，抑或是保留了爱护呢？我们无法考证伟人怎么想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老人家的态度。

淮海战役，宋时轮照旧率兵作战，驰骋在淮海、渡江、沪宁杭等战场。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宋时轮出任第九兵团司令员，与陈士榘、王建安、叶飞并为三野四大兵团司令。

或许那时，毛主席心里的小疙瘩，早已涣然冰释了吧。

猛将有点脾气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