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招租广告的A4打印纸已经变黄了。

这并不是第一张，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张。

从蓝田车站出发，沿着向阳路一路向东，用不了10分钟，就能抵达北街十字，顺着北街行至街道中心，目至所及，皆是明晃晃关闭的卷闸门，以及隔着玻璃橱窗但贴着大黄色纸张的“降价、转让、最后一周、不干了”等宣传告示。

不同于以往混淆视听的销售噱头，对比店内空荡荡的货架和光溜溜的塑料人体模特，包括无人打扫和整理的痕迹，无一不在证明，这里绝不是小红书上一度引发追捧热流打卡的县城文学，换句话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县城生活。

6月中旬的蓝田，空荡荡的街头上，并没有几个真正逛街的行人，但孙艳不死心，孙艳端了小板凳放在门口，大部分时候她都在和隔壁卖童装的张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不过眼睛是警觉地，一旦发觉有人经过，孙艳就会立即上前，挡住去路，并及时攀谈，“便宜处理呢，买不买不要紧，进来随便看看，都好得很。”

孙艳期望能在最近1周把店里的衣服清完，她和房东的租约只到6月底。

碍不住孙艳的热情，我进店转了转，约摸20平左右的店面里，挂着的都是年轻的鲜活的女装，而这些在西安精品服装店至少挂至100元起步的衬衫T恤，孙艳用鲜红的大字都写上了29，39，49。对，49就是孙艳店里服装的最高价了。试了几件后，我用连自己都觉得不确定的语气小声说到，“100块4件行不？能行的话我就掏钱了。”

起初孙艳并不愿意，“妹子，已经降价处理了，我连本都包不住，要不是着急关店，这价格肯定是不行的。”我开始试着往出走，孙艳明显的叹了口气，然后拉住了我的手，“好好好，我给你装着吧。”没有以前买东西后老板的热情寒暄，“回去看东西好，别忘了带你小姐妹一起来。”或许是知道自己不久后就会关门大吉，所以只剩下了好不容易卖出东西后的如释重负和漫长的等待。

我们的对话从这100块的交易展开了。

像是找到了倾诉的档口，孙艳从一开始的警觉到毫不掩饰我付款的100元是她近两天收到的最大流水，“前天满打满算，就卖了150，这条街上，流浪的狗都比买东西的人多。”

店里“盛大开业”的告示还没来得及撤下，写着粗糙“不干了，10元起”的黄纸就已经贴上了，一个个像小旗子，看着热热闹闹，但红红黄黄的刺的人眼睛疼。

5月19日，每日人物一篇名为《县城商铺，也租不动了》的稿件提到：县城商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出租。那些为了投资，在县城买下商铺的人们，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

有人把自家商铺的租金砍了一半，依然租不出去，有人买下了商铺，但开发商承诺的配套设施，毫无踪影……如果说，在大城市买商铺，是创业梦，是新起点，那在县城的商铺更像一条归家路，是保底资产，寄托了很多人，“一铺养三代”的美好愿景。

但如今，梦醒了。

有关县城凋敝的讨论由来已久，这或许并不新鲜，只是人们从来都缺失一个真正的切口深入到对于县城的生活细节观察里。

稳定，相对守恒，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圈层和关系网，半小时能走完主干道，一小时能逛完整个县城，当然，更为人瞩目的，从来都是那些半暗半明的，“从商到官”的“简单世袭制”。

在孙艳的讲述中，不大的县城里，因为缺乏活力和流动，各种职业的“世袭”都非常普遍。暂且不论最受县城人青睐的吃“公家粮”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工作，依靠上一代的关系和运作起步影响有多大。

包括很多做店铺小生意的人，餐饮的，服装的，商店的，五金的……“也都是两代甚至几代人做，有的店几十年连地方都没挪过，在县城做生意，离不开熟人的介绍和圈子，不过现在人也越来越少，好些几十年老店都关门了。”

孙艳的服装店就是，没结婚前，一直是婆婆经营，“卖些中老年女性的衣服，那时候生意好做，全是熟人照顾，在群里发个上新，配上几张照片，就有人转账让留货。”结了婚后，婆婆的生活重心逐渐放在了看孙孙和出门打麻将上，而店面的运营自然而然也就交给了孙艳，“觉得我们年轻人活泛，主意多，卖些年轻女装给娃们也好着。”

但想象终归只是想象，曾经期待靠店面运营能维持家中支出的幻想，在如今日均200元不到的流水中逐渐被打破，“不如进城打工，还能落个省心，不然，就这情况实在是连房租都要付不起。”

孙艳的情绪或许代表了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的心声。

对于当前的县城市场来说，频繁的转让和更新绝不是浅显的“旺铺招租”，经济活泛，流动性强，反而是“不太稳定，太难做了，生意好能挣钱的话，人又不傻，哪有把钱推给别人挣得说法啊。”

十多年前的蓝田北街，尽管不如蓝新路，向阳路，北环路，30米路等称得上蓝田主干道街道的繁华，但“逢年过节到北街买衣服”也绝对是很多县城人的日常生活。

年轻男女进美邦逛以纯，中老年人到服装城逛太平洋，这里有年轻娃们最爱的帆布鞋老店“脚板”，“开了十几年了，最好的时候，县里开了好几家分店。”也有门脸就像80年代电影里一样的几十年老店“太平洋服装城”，不过遗憾的是，如今再看，美邦以纯早已不见踪影，至于脚板太平洋，也都不约而同的开始转让或者“买一送一，最后几件”。

张红霞在北街卖童装，一卖卖了几十年，虽然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张红霞不着急转让守住本钱，一部分原因和底气来源于其店面不需要租金，“是她家自己的房子。”这让张红霞看起来多了几分坦然，不过除过自家还在营业的童装店面，租给别人卖鞋的铺子和一家买小零碎的商店也毫不意外已经关门。“空了两个多月了，没人租，连问的电话都接不了几个。”

张红霞家的门面房虽然位置在县城不算太好，但自盖好从没愁过租客，“租金也都按时交呢。”张红霞把两层都租给了早先一家‘品牌’服装店，一层一年能租个小5万，二楼少点，但两个一起租7、8万是没有问题的。”

租金按时交，续租也不含糊，意味着，早先县城的生意并不难做，“最起码挣多挣少总有钱挣。情况好时，就算说是涨一点租金，租客也都不会多说什么。”

不过申请降租的开始从2020年年初有了端倪，那时候碍于特殊情况，人们足不出户，自然消费需求减少，消费欲望降低，没了现金流，原本租6万一年的铺子，“给人降到了4万5，本以为这就是底线，没想到，这两年，几乎每到交钱的时候就得跟租户掰扯，一次降个1千2千，现在都降到3万8了，和最好的时候比起来直接腰斩了一半，就这，人家还说租完这个月就退租回老家啊。”

虽然同为做买卖的人，张红霞也深知如今生意难做，但看到稀少的人流和连年下降的租金，以及再也辉煌不起的街道，张红霞“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但大家伙手里确实没钱了，就是愿意吃苦也没苦钱能挣了啊。”

是有一股闷气在的，怎么能没有呢？只是回头仔细想想，“你说这怪谁，问上一圈，没有人好过的，我听说老家镇上那吃公家饭的，工资也被拖欠好几个月了。”

租铺子经营的人和租房用于居住的人本质上是两个群体，不像是那些为着生活居无定所，只能靠打工四海为家的人，“做生意的，多少还有点投资的本钱，所以没有说今天做完，明天就关门的”大都是希望能走的更长远，经营的更红火，“押一付六的都很少见，以前哪个不是一年起租。”一个普通店面，不管是经营餐饮还是服装服务，从租门面装修到一点点收回成本，再到最后正式盈利，周期肯定都得好几个月，当然，这跟投入资金的多少也有关。“有的摊子铺的大，光是收回投资成本就得至少大半年，流水跟不上，可不都愁的要命。”

做生意从来都是谨慎的，而关门却也是“逼不得已”。

在现有的情况下，及时止损，减少损失，比等一个不确定时间的复苏显然更有希望，“毕竟租别人的门面，眼睛一睁，就是啥都不动，但水电，房租，人力可都是白花花的钱往出走啊。”

“两害相比取其轻”，一番斟酌之下，此前过惯小老板日子的人也赶紧“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了。

和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以及繁华商业相比，县城往往会让人联想到烟火气，人情味，说好听点，多透着一种安逸和闲适。说不好听点，“是一种懒散和安于现状。”

的确，至少早几年的县城是这样的。人们习惯于人和人之间靠共同认识的人连接，关系和关系的凝结从来都有自己的系统和体系，就连做生意，也都有一条街干一条街的事情，“出门打个招呼，哪个不是照应。”

但时间飞逝，这样的“闲适”也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县城成为“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随着新一代年轻人群的出现，对于那些走出县城去往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讲，“见识过新的生活的人，是没法再心甘情愿回到小地方的。”尤其对于如此靠近西安距离不足50公里的蓝田来说，西安的虹吸效应让这座小县城的人口以肉眼可见的趋势显著流失。

对于更年轻的一辈的人来说，在西安工作，尽管要背负不小的购房负担和压力，但西安提供的发展空间却是蓝田无法比拟的。

至于下一辈子女的教育，更是年轻人离开县城，选择西安的一个较重筹码。“从蓝田到西安上学的娃多的很，一到周末，你去纺织城地铁口看，蓝白出租车上坐的，全是回县的娃娃或陪读的家长。”

而让孙艳决定彻底关门，放下县城生意的一个重大原因，除了生意本身不好做以外，“娃他爸在西安上班，娃到了上初中的年龄，来回跑不是事，只能放下这摊，过去管娃。”

没有好的教育，就很难通过升学的方式实现阶级跃进。

而对于出身普通的孩子来说，学习几乎就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途径。因此，家长们拼尽全力离开县城，去往更大的城市安家落户，也不过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西安统计局每年陆续发布的西安统计年鉴里，我找到了2019-2023年发布的一些有关2018-2022年五年期间能说明“蓝田县城发生了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的直观数据。

数据显示，短短五年，蓝田县从2018年底的53.68万人口，直接减少到了2022年的49.48万，直线下降4万余人，当然，如果对少了4万人口没有直观感悟，那我说如今的佛坪只剩下2万6的人口，会不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而短短五年，蓝田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从81.1亿元锐减到了35.8亿元，甚至不足5年前的一半。不过有趣的是，不管是蓝田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都在5年期间，有差不多5000余元的增长，这就不得不问，钱都花去哪儿了？

这或许也从另外层面解释了，为何如今县城生意难做，商铺难租，经济发展缓慢。

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不过就是“人”的问题，县城凋敝的最大原因是受到了人口外流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连年下降的影响。而人口之所以要外流，也无非是每一个普通人，希望在自己最大的努力下，能够为下一代尽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背景中谋得一个好一点再好一点的出路。

当然，如果将目光定睛在县城商铺生意不好的直接缘由里，在张红霞看来，“网购，直播火成啥了，便宜又款式多，淘宝拼多多把多少顾客都抢走了，都讲消费降级呢，10块钱买个衣服还包邮包退，谁不心动？”

线上购物的兴起以及物流的完善给传统的街边商铺带来了巨大冲击。当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全球各地的商品时，传统线下商铺的优势也不复存在。而在“电商”大潮的席卷下，县城的商铺自然也难逃厄运。

除了服装，教育、美容、包括餐饮等行业的商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年上半年，县里不少火锅店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空着的。就连往常一到夏天就满街的串串摊子，今年也不见几家营业了。”

事实上，不仅是蓝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全国许多县城的实体店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10913亿元，比上年下降9.6%。其中商业营业用房投资8055亿元，下降16.9%，全国楼市降温，传到县城，体感变得更加冰冷。而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24年开年，全国100座县城的租售市场都不容乐观。其中，安徽宣城、湖南邵阳、甘肃天水等近20座县城，商铺空置率超过50%。

而当下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这一波商铺租赁市场的萧条背后，是经济转型和市场过剩的双重打击。县城商铺投资者的心态从最初的热切期待到现在的失望，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不是每个商铺都能成为金矿，而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如何将亏损降到最低，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