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因核辐射患癌，临终前曾问妻子：3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的夏天，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躺着一位面容枯槁的老人。这位老人曾经在中国最偏远的戈壁沙漠深处，度过了整整28年的岁月。他的名字，在那28年里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当他最后一次望着窗外的晚霞时，轻声问身边的妻子：＂你说3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这个问题，让他的妻子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邓稼先，一个用生命铸就中国核盾牌的科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7岁考入西南联大，26岁获得美国博士学位，而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科学家为何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问出如此令人心痛的问题？他在那28年的岁月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少年立志：科学救国的选择（1915-1945）

1915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邓以蛰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母亲是位开明的女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邓稼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1937年的那个夏天，北平城内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在街道上大肆游行。邓稼先就读的北平中学也被迫参加所谓的＂庆祝游行＂。13岁的邓稼先与同学被编入队伍中，每人手里被塞了一面日本国旗。

在游行途中，邓稼先悄悄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撕成碎片，踩在脚下。这个举动被一个汉奸发现，立即向日军宪兵告发。得知消息后，邓以蛰立即安排长女带着邓稼先连夜南下。临行前，邓以蛰将儿子叫到书房，语重心长地说：＂国家积贫积弱，一再受人欺凌。以后你要学科学，不要学文，只有科学才能拯救这个国家。＂

南下途中，邓稼先一行几经辗转，终于抵达昆明。1941年，17岁的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这所战火中诞生的大学里，邓稼先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两个人：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和同学杨振宁。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吴大猷教授经常讲述国外物理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他告诉学生们，物理学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量子力学和核物理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这些课程深深影响了邓稼先，让他对核物理产生浓厚兴趣。

1945年夏天，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不久投降。这个消息传到昆明后，邓稼先和杨振宁在实验室里讨论了整整一个通宵。两人都意识到，核物理将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科技。就在那个夜晚，邓稼先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美国学习核物理。

在导师的推荐下，邓稼先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临行前，他再次回到北平与父亲告别。邓以蛰拿出珍藏多年的怀表交给儿子，说：＂这块表见证了我们家族三代人的求学历程，现在就传给你。希望你能像这块表一样，永远准确地朝着目标前进。＂

二、回国奉献：核武器研究的开端（1946-1964）

1946年初，邓稼先在普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堪称完美，校方甚至破例将原定三年的学制缩短至一年零十个月。普渡大学随即向这位＂娃娃博士＂抛出橄榄枝，开出了极其优厚的待遇。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改变了邓稼先的人生轨迹。电报来自他的导师吴大猷，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国家需要你。＂三天后，邓稼先婉拒了普渡大学的聘请。

1946年秋天，邓稼先回到北平，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研究所的条件十分简陋，实验室就设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连最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十分匮乏。但这些困难并未影响邓稼先的工作热情，他开始组建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在工作之余，邓稼先结识了北京医院的年轻医生许鹿希。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在法国跟随居里夫人学习。1947年春天，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邓稼先向妻子坦白了一个秘密：他即将参与一项绝密的科研任务，这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分离。

1958年7月的一天，邓稼先被紧急召到一间秘密会议室。会议室里只有三个人：钱三强、赵忠尧和他。钱三强开门见山地说：＂国家决定研制原子弹，你愿意参加吗？＂邓稼先当即表态：＂我愿意。＂

三天后，邓稼先与许鹿希告别。临行前，他将父亲给他的那块怀表交给妻子保管，说：＂等我完成任务再回来取。＂许鹿希没有多问一句，只是默默地收下了怀表。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在公开场合消失了。

在代号为＂596＂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邓稼先被授予＂王江＂这个代号。为了确保绝对机密，他甚至不能与家人通信。唯一的联系方式是每月一次的电话，而且只能通过特殊的线路，说话不能超过三分钟。

在这段时期，许鹿希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每当有人问起丈夫的去向，她只说：＂他在外地出差。＂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邓稼先的具体工作。

1964年初，一场意外的辐射事故发生在实验室。邓稼先在做一项关键实验时被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环境中。但他坚持完成实验，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这次事故的后果，直到多年后才逐渐显现。

那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消息传来时，许鹿希正在医院值班。她看着报纸上的新闻，第一次理解了丈夫离家的真正原因。

三、戈壁岁月：生命与使命的较量（1964-1979）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邓稼先并未停下脚步。1965年初，他接到了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研制氢弹。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技术难度要高出数倍。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这项技术，而且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制过程，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

在罗布泊基地，邓稼先和科研人员们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戈壁滩上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夏天地表温度高达50多度，冬天则低至零下30度。沙尘暴随时可能来袭，有时连续几天都看不见太阳。

1966年3月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基地。就在这时，实验室的关键设备出现故障。如果不及时修复，可能会导致数月的研究成果付之东流。邓稼先冒着沙尘暴进入实验室，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才解决问题。这次事件后，他的白血球指标开始异常，但他将这个情况隐瞒了下来。

1967年6月，邓稼先的老友杨振宁专程从美国回国探望他。两位昔日的同窗在基地的招待所里促膝长谈。杨振宁问起科研经费的情况，邓稼先打开抽屉，拿出一张褪色的奖状和两张面值10元的奖金证明。这就是他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全部物质奖励。

1968年夏天，氢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一次实验中，邓稼先发现数据异常。按照规定，这种情况需要立即撤离现场。但他坚持留下来收集数据，再次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环境中。这些数据后来为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2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消息传来时，邓稼先正在实验室里整理资料。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任务完成。＂接着，他独自走到戈壁滩上，遥望着试验场的方向，站立了很久。

1975年，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医生建议他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专注于改进核武器的技术指标。这一年，他写了一份详细的技术报告，记录了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

1978年底，一场大型核试验在罗布泊进行。这是邓稼先参与的最后一次试验。试验结束后，他将自己使用了近20年的工作证和笔记本锁进保险柜，在交接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临走前，他最后一次走上观测塔，望着这片见证了他28年岁月的戈壁滩。塔下，新一代的核物理学家正在准备着下一轮试验。

四、生命尽头：默默无闻的谢幕（1979-1986）

1979年春，邓稼先终于回到北京。28年的核辐射损害已经让他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多种癌症，但具体病因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无法确诊。回京后，他被安排在301医院接受治疗。

在住院期间，邓稼先依然保持着在戈壁滩养成的作息习惯。每天凌晨5点准时起床，穿上整洁的白衬衫，坐在病床上批阅文件。他的床头始终放着一个旧公文包，里面装着核武器研究中遗留的技术问题。

1980年，一位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专程来到医院探望邓稼先。这位学者曾在普渡大学与邓稼先共事，得知老朋友患病后立即赶来。他带来了一份邀请函，希望邓稼先去美国治疗。但邓稼先婉拒了这个提议。他说：＂我的病和我的工作都只能在这里。＂

1982年，邓稼先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天晚上，他将许鹿希叫到床前，从枕头下取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这是他在罗布泊工作时用过的本子，里面记录着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重要数据。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现在，是时候交给年轻人了。＂

1984年，301医院的医生发现邓稼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每周参加一次核武器技术咨询会。会议室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躺椅，他就躺在那里，一字一句地解答年轻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

1985年夏天，一位年轻记者找到医院，希望采访这位＂两弹元勋＂。但邓稼先谢绝了采访。他对记者说：＂现在还不是讲这些的时候。＂这成为他生前最后一次面对媒体。

1986年7月28日清晨，邓稼先的病情急剧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求护士把他推到窗边。窗外，北京城笼罩在夏日的晨雾中。他拿出那块陪伴了自己一生的怀表，轻轻擦拭了一下表面，然后交给许鹿希。

当天下午，邓稼先永远离开了。他的逝世没有引起任何媒体关注。按照他生前的要求，骨灰被运往罗布泊，撒在那片他奉献了28年青春的戈壁滩上。

一个月后，许鹿希收到了一份来自国防科工委的文件。这是邓稼先生前整理的最后一份技术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报告的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愿我们的后人永远不必经历战争。＂

邓稼先走后，他的办公室被封存。直到多年后整理档案时，人们才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铅制的实验防护罩。上面布满了裂痕，这些裂痕记录着他多次暴露在高强度辐射下的经历。防护罩旁边，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他唯一一次回京探亲时拍摄的。

五、历史印记：无声的丰碑（1986年后）

1986年8月，在邓稼先逝世仅一周后，一个装满档案的铁皮箱被送到国家档案馆。这些档案记录了他在核武器研究领域的全部贡献。档案管理员在整理时发现，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文件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而破损，需要特殊处理才能保存。

1987年春，许鹿希收到了一封来自罗布泊基地的信。信中附带着一张照片，显示基地的科研人员在戈壁滩上竖立了一块不起眼的石碑。石碑上没有任何文字，只刻着一个简单的数字：＂596＂——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1988年，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实验室被改建为核物理研究所。在整理实验室时，工作人员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布满灰尘的铁盒。盒子里装着数十本手写笔记本，记录着从1958年到1978年间的实验数据。这些数据后来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1991年，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在访问中国时，专程来到北京拜访许鹿希。这位学者带来了一份1946年普渡大学的档案复印件。档案显示，当年普渡大学曾提出以两倍于普通教授的薪资聘请邓稼先。这份聘书的背面，至今仍保留着邓稼先的一行铅笔字：＂谢谢，但我必须回国。＂

1995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实验记录。这是邓稼先在1964年10月16日，也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写下的观测数据。记录本的边角已经发黄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后一页写着：＂实验结果符合理论预期。＂

1999年，在清理邓稼先位于北京的老房子时，工作人员在书房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一份手稿。这是他在1975年写的一份技术预测报告，详细分析了核能在和平利用方面的可能性。报告中的许多预测在二十多年后逐渐成为现实。

2006年，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间旧仓库被改建为资料室。在整理物资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布满铅印的防护服。经查证，这是邓稼先在1968年氢弹研制期间使用过的。防护服上的辐射残留值至今仍然超标。

2015年，一位退休的核物理工程师向国家档案馆捐赠了一盒老照片。照片记录了1964年至1978年间核试验基地的日常场景。其中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显示邓稼先站在观测塔上，远眺着戈壁滩的方向。这成为现存为数不多的能够证实他身份的影像资料之一。

2020年，在邓稼先逝世34周年之际，他生前工作过的实验室被列为国家级科技史迹。实验室保持着原貌，包括那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和墙上那块永远停在1986年7月28日下午3点的挂钟。每年，都有年轻的物理学学子来到这里，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