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经济力量和人心向背的角逐。淝水之战前夕，秦、晋双方在这三个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东晋之所以能够立国，主要凭借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地理上的优势。长江自古以来是区分南北的天然屏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兵力，北方政权难以逾越这一天险。二是经济上的优势。东吴时期，南方经济便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原涂炭，这里经济占有相对的优势，足以支撑一个政权。三是东晋是西晋的延续，自诩正朔之所在，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之时，对汉族人民甚至少数民族也有号召力，处置得当，可以转化为政治优势。北方人民盼望东晋收复失地，南方人民则依靠东晋保障其安全，免受异族的蹂躏。南北人民的共同支持，使东晋几度转危为安，在风雨飘摇 中长期苟延残喘。即便少数民族统治者，一碰到正朔之类的问题，也不免为之气馁。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环境在百余年，甚至千余年中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经济实力则可能会有明显的消长。梁人沈约对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充满了赞叹之情：“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惊，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史料中的“鄠”，是指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杜”在今天西安附近，这两地是西汉时农业最发达、地价最高之处，此时，三吴地区的农业生产及地价，已超过了西汉时的鄠、杜二县，加上人口的繁育生息，难免使人有“将曩时一”的感叹。总之，自永嘉之乱至刘宋大明年间，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已是焕然一新了。沈约所谈的是刘宋中后期时江南的状况。可是如此巨变，并非一蹴而就，是将近一个半世纪日积月累的结果。按沈约的意见，其间有两个较为显著的发展时期：一是东晋建立到孙恩起义，一是刘裕掌权到宋末战乱。沈约生活在刘宋末年战乱后不久的梁代，乱后思定，对南方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分析，当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显然，自东晋建立到孙恩起义前夕，是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淝水之战在孙恩起义以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南方的经济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
东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北方人民的大量南下。北来流民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初步改变了南方地广人稀的状况，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工具。这两个原因的出现，和民族矛盾密不可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东晋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正朔所在，人民的希望。这是南方统治者赖以建立政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驱使汉族人民支持其腐朽统治的有力武器，是苻坚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得到的政治优势。直到北魏后期，它对汉族人民的影响仍然不能低估。《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记载陈庆之到达洛阳后，醉中傲然四顾，声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至于南方人民，则仍“号洛阳为荒土”，“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正是这一条，吸引着北方人民蜂拥南下，促使北方人民支持东晋的每次北伐，造成居住在大江上下的南北人民支持东晋平息内部的叛乱。
东晋基本上是一个相当腐朽的政权，土地兼并激烈，人户隐匿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时刻表面化。东晋建立后，先后爆发了王敦的两次起兵和苏峻、祖约的叛乱。这几次内乱的迅速扑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北来流民奋力而为的结果。
东晋一代，皇权相对削弱，权臣擅政。先是王与司马氏共天下，继则庾、桓、谢与司马氏共天下。这些权臣大都有擅自废立的历史，谢安没有搞废立，却搞了褚太后临朝称制。有些权臣前进一步便可登上皇帝宝座，但他们即使如野心勃勃的王敦和桓温也不敢轻易跨出这一步，而是期待禅位，名正言顺地即位。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民族矛盾。在民族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权臣们的功业若未到足以稳定民心的程度，舍弃晋室，另立新朝，必然人心尽失，导致军民的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亦将爆发难以收拾的祸乱。对他们来说，既然司马氏承认了共天下的局面，那么拥有晋室名号，推奉晋室正朔，就成了他们保全自身及家族利益的最佳选择。
可见，自东晋建立到淝水之战前后，南方将近百年的安定环境，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确实密不可分。
南方人民，特别是北来流民，并没有蒙受过苻坚的雨露阳光，他们有的只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背井离乡、长途跋涉、流离异地的辛酸和血泪，好不容易来到东晋，岂堪再度忍受前秦的铁蹄。大量北来流民的涌入，对南方土著的心理影响，足以引起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恐惧，“谈虎色变”四个字恐怕不算过分。襄阳和淮南的保卫战，特别是襄阳的保卫战已经显示了南方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心态，百万大军压境，南方人民岂能不为心动。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尤其是在淝水之战中个个奋勇，以一当十，绝非偶然。
应该说，东晋统治集团在对付前秦上，早就有着心理准备。《晋书·桓豁传》曰：“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谢石传》中说桓豁这样做，目的在于“以邀功”矣，显然桓豁是以灭秦为己任了。桓温死后，谢安当国，形势更为严峻，史称“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所谓“御以长算，德政既行”包含了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两部分的内容。
东晋在苏峻、祖约之乱时，宫室被毁，一直未加修缮。谢安当政，头一件大事便是力排众议，决定修缮宫室，并费尽心机，制造出皇室乘坐的各种辇。表面上看，这是兴师动众、靡费财物的无益之举，实质上，谢安是祭起了春秋五霸所使用的尊王攘夷的法宝，是在调整皇室和诸大族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尊重皇室，蓄意用东晋的正朔号召人心，对各大士族不仅有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民心，所以收到了“役无劳怨”的积极效果。同时，在权势分配上，谢安力图照顾各大士族的利益，恢复王导以来维持各大士族间势力平衡的决策。
晋室南渡后，随司马睿南渡的一批士族扶摇直上，晚来的则遭到歧视和排挤，此一矛盾悬久未决。谢安“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早渡和晚渡士族间的矛盾。在用人上，谢安比较重视才干实学。其婿王国宝，虽门第高贵，却利欲熏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谢安斥而不用；北府兵将领不论门第，均以勇猛应选；其弟谢万轻贱将领，“未尝抚众”，谢安“深忧之”，严厉地批评了谢万，“自队主将帅已下……无不慰勉”。谢安身居宰辅，在门阀统治森严、鄙薄武人成为社会风气的背景下，此类举动，确实颇为不易。谢安的苦心，得到了东晋其他权势人物的支持和响应。桓、谢两族矛盾重重，此时此刻，桓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桓冲居然主动让出了扬州，这是对时局影响颇大的一个让步。正是这个让步，才使谢安可以任用谢玄在京口组建北府兵。至于用人，连对谢氏私怨甚深的郗超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违众举亲，明也！”这就无怪乎前秦的一些大臣要在苻坚面前赞扬谢安和桓冲是“江表伟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