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有诸多开国元勋因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彭德怀元帅。然而，和平年代里，彭总并不是第一位受到错误批判的元帅，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元帅。巧合的是，在此过程中，举着“反教条主义”大旗对刘帅进行批判的，正是彭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主席有意想任命刘帅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然而，刚刚经历战争年代的刘帅意识到，我军急需建立一所高等军事院校，来对我军的高级管理人员作针对性的培养、教学，以适应当前复杂的世界军事环境。因此，刘帅向主席提出，希望效仿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南京建立一所军校，为国家培训军事化的作战人才。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主席同意了刘帅的建议。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在南京成立。刘帅为了学院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到了1956年，军事学院已经从伊始的4个院系发展到12个院系，学生的数量从不到一千人增加到超过3000人，为我军培养、输送了大批军事人才。

令刘帅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风波会将自己打入万丈深渊。1956年8月，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给时任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写信；11月，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给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信，信中，他们向中央领导们反映了南京军事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照搬苏联经验、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

收到信的彭总非常重视，马上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驻军事学院，展开了一系列座谈。在座谈中，工作组发现，军事学院确实存在一系列滥用苏联经验的情况。感到事态严重的彭总于次年2月亲自来到军事学院，并进行了一周的调研。

3月2日，彭总在军事学院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彭总痛批学院“教条主义严重”，学院应该马上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并且，在讲话中，彭总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帅。返京后，彭总将该篇讲话稍作修改，送给了主席、邓公审阅。彭德怀的这篇《汇报》指出：“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这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帅。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文件，通知全党在实际工作中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克服处理马列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之后，全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帅作为军事学院院长，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

1957年8月，刘帅致信主席和彭总，请求辞去学院的各项职务。不出意外，中央很快就准许了刘伯承的辞职。然而，这次事件的风波还远没有结束。

1958年，林彪主持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有1000多名高级将领出席此会议，再次将反对教条主义的风潮达到顶峰。

林彪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说：“有些人一提到学习，就想到国外的东西，以为只有洋货才好。这是迷信，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迷信。有的人不将主席的军事作为基本的军事教材，这是错误的。”会下的听众都明白，这些评论指的就是刘伯承等。

彭总也在会上发言，直言批评刘帅的教条主义。彭总在会议中曾说：“刘伯承的教条主义严重，在红军时候，刘的教条主义使许多革命同志们牺牲了。”后来，在彭总的领导下，反对教条主义的浪潮达到顶峰。许多中级、高级将领都被打为“反党”一族。刘帅也因此受到影响，逐渐淡出了政坛。

幸运的是，主席很关照刘伯承，就这样，刘帅才避免了被彻底“打倒”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