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二年（1863年） 正月，石达开再次兵分两路由滇入蜀。石军中旗、大军略赖裕新部在德昌（今四川凉山州德昌县）、越嶲（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一带遭湘军、当地土司武装的联手阻击，大败亏输，死伤惨重，绰号“赖剥皮”的猛将赖裕新在混战中被土司岭承恩部用滚木礌石砸死，余部由唐日荣、杨远富等率领强行突围而走。二月中旬，唐日荣等率中旗军余部抢渡大渡河成功。
骆秉章、刘蓉预计石达开军主力必将随中旗后跟进，遂调兵遣将，严加防守。三月，石达开大军果然自云南昭通捣入四川之宁远府（今西昌），旋即马不停蹄地直趋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安顺场），为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所阻。石达开之所以率大军昼夜兼程赶至紫打地，就是想赶在清军前面抢渡过河。
彼时，河对岸由川军唐友耕部重兵把守，而紫打地背山面水，地势险峻，绝非善地，据《骆秉章奏稿》说：“地势洼下，后阻马鞍山，业经用越岭营扼其归路；左则索桥小水，距土千户王应元衙署不远；右侧凉桥通岭夷地界。”
清军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彝族土司王应元、岭承恩，撺掇他俩调土兵两千人扼守索桥，用土炮、鸟铳封锁，以断石军夺桥渡河的企图；王、岭另率七千土兵从凉桥攻击石军。这样，石达开大军就被困在凶险逼仄的紫打地，陷入清军和当地土司武装预先部署的口袋阵中。
而此前抢渡大渡河成功的赖裕新中旗残部，早已在湘军不断穷追猛打下，被迫远遁川北、陕南。当年四月，石达开军在极度的困境中，几次派精兵用木筏突围强渡，都被对岸密集的炮火击退、粉碎， 数次强突受挫，不少将士葬身大渡河，一筹莫展的石达开不得不派人与土千户王应元接洽，并贿以重金，求他高抬贵手给条生路，毕竟朝廷的官爵厚赏更有诱惑力，王应元一口回绝石达开之请，石部太平军顿时陷入绝境。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据《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所记，就在清军、土兵围困万千重、石达开兵陷绝境时——“连日河水陡涨至二三丈，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骡马为食”。
石达开
之后，石军紫打地大营被王应元的土司兵攻破，石军损失惨重，满地尸骸，辎重器械损毁、遗失殆尽，石达开率余部突出重围，移营老鸦漩屯扎，所部仅剩数千将士及眷属。移屯老鸦漩后，清军与土千户王应元、岭承恩部又步步进逼，不给石军残部喘息的机会。石达开至此已经绝望，辎重全失，妻妾儿女七人皆投河自尽，仅留五岁儿石定忠一个。石达开左思右想， 决定牺牲自己一个换麾下幸存将士得以保存性命。他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希望他转告大清皇帝：“宥我将士，请免杀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遣散为民，愿为军者收聚为军”。
信被送到洗马姑清军大营，交给总兵唐友耕，唐友耕未作答复（也有记载说“假意应允”），传令石军弃械接受点验。石达开天真地以为用自己的性命可以换取放下武器数千部众的人身安全，遂下令全军弃械投降。
6月13日，石达开带亲信将领张遂谋、李复遒、曾锦谦等数人及5岁儿子石定忠至洗马姑清营投降，旋被唐友耕解往成都。25日，翼王石达开等皆惨遭凌迟处死。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蜀海丛谈》记载：“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其遗部仅两千老幼被释放，其余数千部众全部被屠杀。在此之前云南昭通李永和部回军残部五千人投降清军，皆被出尔反尔的清军诛戮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