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7年，长安城未央宫内，汉宣帝在诏书中向群臣抛出一个问题:

“当今天下没有大的事情，徭役很少，也没有打仗，但百姓生活还很艰苦，盗贼很多，究竟错在哪里？”

汉宣帝刘询，西汉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史载在他治下的西汉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综合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之治。

但就是宣帝本人竟提出如此尴尬的问题，不仅让朝廷大臣无以应对，也是公然抹黑自己的政绩。

明明经济繁荣，为什么百姓生活仍然困苦？所谓的中兴盛世到底是谁的盛世？

随着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抛出，蕴藏在盛世之下的一个巨大社会危机浮现出来，这一危机犹如癌症一样侵蚀西汉王朝的生命机体，它就是土地兼并。

关于土地兼并，其具体含义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

在兼并过程中，权贵豪强或通过买卖，或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尤其是灾年，以各种手段让农民变卖土地和房产大发社会国难财。

地主愈强，农民愈弱，直至沦为佃农，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而豪强隐匿人口田赋，勾结地方官员同流合污，危害国家税收，造成国家财政缩水甚至赤字。

同时巨大的贫富鸿沟引发尖锐社会阶级矛盾，从而威胁帝国统治，因此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土地兼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难以治愈的顽疾。

早在秦朝时期土地兼并就已出现，并最终导致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秦帝国仅仅存续14年就土崩瓦解。

不过由于秦朝历史较短，土地兼并问题尚不具有典型性，真正第一个直面这一问题的是西汉。

经过三年的反秦战争和近五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出身布衣的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

当时的中原大地经过秦朝十几年的横征暴敛和八年高烈度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非常贫困。

汉朝伊始田地抛荒，饥荒遍地，人们易子而食，百姓死亡过半，刘邦贵为天子连四匹纯一色的马车都找不到，将相大臣只能坐牛车。

面对此情况，刘邦采用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努力恢复生产，与民休息，以此恢复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

而秦末以来的混战使得统治秩序和土地分配重新洗牌，许多底层百姓在汉初重新获得土地，男耕女织的安逸景象重新浮现，高热的社会矛盾得以快速降温。

前195年刘邦死后，汉朝沿用无为而治的国策，到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恢复活力，出现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中国封建史迎来第一个公认的盛世。

到景帝执政后期，政府财政实力已十分雄厚，史料记载: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国库的粮食多到吃不完都腐烂了。

这种现象不仅与秦末的穷困局面截然相反，就算是在康乾盛世也是绝无仅有，此时距离西汉开国已过去七十年。

然而在国家和社会财富巨量增长的同时，土地兼并的问题开始显现，“与民休息”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也助长豪强商贾势力的扩大。

比如轻徭薄赋使地主力量迅猛增长，“弛山泽之禁”让富商获取暴利。

同时他们与地方官僚、诸侯王公勾结，以攫取更多社会资源和利益，并逐渐形成拥有政治优势的官僚集团、资源丰富的地主豪强以及财力雄厚的商人巨贾等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奴婢成群，奢靡享乐，消耗大量劳动成果，并疯狂兼并土地，使大量自耕农破产流亡，极大加剧社会矛盾。

更可怕的是他们把触角伸向政治领域，利用资源优势把持地方权力，偷逃税收，严重影响中央政权稳定。

在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向朝廷揭露这一盛世之下的深重危机。

比如，汉文帝时期的重要智囊贾谊在《治安策》等文章中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等。

汉景帝时的晁错更加激进，请求严惩严打不法豪强，但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晁错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

就连晁错的父亲都赶来劝阻儿子:

“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

最终二人都不得善终，贾谊被流放，年仅33岁离世，晁错在七国之乱中被斩首。

对于土地兼并引发的问题，文景二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遏制，如景帝任用郅都等酷吏，痛诛不法豪强。

史书记载:

“流血十余里，豪强肋息，威震旁郡。”

但单薄的惩治如同扬汤止沸，根本无法遏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势头，最终这一任务落在年轻的汉武帝身上。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位，此时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许多贫民为活命不惜卖身为奴，一些权贵高官、富商豪强的宅邸奴仆上千，官场上下蓄奴成风。

汉武帝继位的第二年，黄河洪涝，史书记载:“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这对于文景盛世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汉武帝对当前危局深感忧虑，在他看来，造成今天的后果主要原因是黄老之术制度疏漏，礼仪尊卑制度不清，皇权式微，无为而治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汉武帝决定抛弃黄老之术，采取独尊儒术的方针，化无为为有为，为此不惜与实际掌握政权的太皇太后窦漪房翻脸。

最终在牺牲了两位儒术师傅的生命，把窦氏熬死后，汉武帝得以亲政，开始向土地兼并宣战。

其目的除了巩固皇权，维护刘氏江山统治，另一个出发点是征伐匈奴需要庞大开支。

当时汉朝七十年的积蓄逐渐不敷使用，而民间的富商豪强坐拥大量财富，却“不佐国家之急”。

所以汉武帝采取以扩张财政为中心的政策。

一是算缗告缗，算缗指对有市籍的商人收运输车税，财产税，财产越多、车船越大，收的税就越高，告缗指奖励那些揭发商人隐匿财产的行为，一经发现没收财产，很多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二是盐铁酒官营，禁止民众私自铸铁煮盐，虽然盐可以由商人贩卖，但苛以重税。

三是均输平准，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司农，在后者的主持下，设立均输官，把由各地输京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同时设平准官 , 利用政府所存物资，根据物价，贵售贱购，通过均输平准，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稳定市场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垄断市场的行为。

另外，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汉武帝把地方影响力较大的地主迁徙到长安，把耕地分给农民。

总之，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处处针对地主豪强，权贵大族遭到沉重打击，土地兼并的势头得到遏制。

地主豪强痛骂政府与民争利，一些富商对桑弘羊更是咬牙切齿，甚至占卜诅咒:“烹弘羊，天乃雨。”

不过汉武帝好大喜功，热衷武力，在位五十四年有四十八年在打仗，打匈奴打了十几年。

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汉武帝打仗的各项物资支出都取自民间，沉重的赋税徭役几乎拖垮了帝国。

他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田地大量抛荒，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城郭仓廪空虚，人复相食”的局面再次出现。

在他晚年，农民起义遍地，他们到处攻打城郭，烧杀官吏，甚至与关中豪强勾结，秦亡末日景象再次浮现。

眼看局势失控，大厦将倾，汉武帝不得不下发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恢复文景时期休养生息，蓄养民力政策。

汉武帝的妥协不仅仅是对帝国社会生态的修复，也是对豪强势力的让步。

临终前他指定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辅政，其中，霍光、上官桀是外戚权贵的代表，金日磾、桑弘羊是武帝军功集团的代表，二者互相制衡。

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年轻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

昭帝继位一年多，辅政大臣“二把手”金日磾就病逝了，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此后霍光为了打压桑弘羊等军功集团，于前81年召开全国盐铁会议，商议国家经济政策。

此次会议，霍光从各郡邀请名儒和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与桑弘羊就盐铁专营展开辩论，大力抨击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

霍光本就是首辅，以大将军、大司马身份总领朝政，桑弘羊身为御史大夫远不是其对手。

至于地方选上的名士不过是地主豪强推举的代言人，与民争利中的“民”其实就是这些豪强大族。

会议进行了五个月，其结果就是霍光利用强大影响力，整合各方资源沉重打击桑弘羊势力。

一年后，霍光与上官桀争权，并在昭帝支持下铲除上官和桑弘羊一伙，而昭帝年幼，所有政令皆出自霍光，从此霍光把持朝政长达十几年。

霍光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贵戚上流社会的利益，但仍不失一位合格政治家，他执政期间很好的拿捏其中的政治平衡。

盐铁会议后仅放宽对酒的垄断，盐铁资源仍控制在政府手中，目的是限制豪族壮大。

霍光辅政期间，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极大恢复了武帝扩张造成的冲击。

前74年，汉宣帝刘询继位，此时的西汉经济恢复，民生安定，社会又焕发了活力。

不过一如文景之治的恶果，土地兼并没有得到解决，地主豪强对社会的掠夺日甚一日。

前68年，霍光病逝，两年后宣帝诛杀霍光全族，正式亲政。

刘询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生长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性情深沉机敏，十分了解土地兼并的危害。

相较于汉武帝对待这一问题的直接强硬，汉宣帝采用循序渐进的做法。

首先颁行“假民公田”政策，即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充为公田，分发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种，收货后朝廷按比例收取赋税，以此缓解社会矛盾，扩大财政收入。

不过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吏联合地主豪族私分公田，再转租给农民，农民要缴纳的租金远高于向朝廷交的赋税。

对此，汉宣帝除了严加整顿吏治，又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

他建立察举制征召人才入朝为官，对于配合朝廷的豪强，给予他们参与政权的合法途径，以此将他们纳入皇权体系的管控。

对于敢于作对的，坚决予以镇压，许多地方豪族被抄家，财产被充公。

在宣帝的恩威并施下，土地兼并一度得到遏制，社会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国内经济进一步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汉代最低价。

不过宣帝只能通过调控抑制土地兼并，无法在根本上加以解决。

到了晚年，宣帝也犯下和曾祖父武帝一样的错误，政治倦怠，贪图奢侈逸乐，社会不良之风日盛，地主豪强再次抬头。

前49年随着宣帝病逝，汉朝最后一个治世落下帷幕，继任的汉元帝才能平庸，西汉朝政日益腐化，地主豪强肆意妄为，土地兼并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了汉成帝、哀帝时期，国势如自由落体般下坠，盗贼遍地，流民遍野，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依附豪强地主，或沦为官私奴婢，过着“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生活。

王莽篡权后，力图改变现状，直接釜底抽薪，把土地收归公有。

但其政策操之过急躁、又无章法，整个社会秩序严重崩塌，引起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弹，农民起义如浪潮般汹涌而至。

最终在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西汉王朝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