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在上海地区再次点燃战火，史称“一二八事变”。驻扎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英勇抗击。
然而，国民党海军却在淞沪之战中隔岸观火置身事外，遭到国内各界的愤然声讨。
自1月21日起，日本开始大量增兵上海，先后从国内和旅顺港调来19艘军舰和两个陆战大队，驻沪兵力骤然增至军舰23艘、飞机40多架和1800多名陆战队员。1月28日，日军突然向闸北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
日本鬼子兵临城下，十九路军誓死守土抗战。淞沪抗战历时33天，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顽强抵御处于绝对优势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疯狂进攻，阵地多次夺了丢、丢了夺，接连挫败了日军对闸北、吴淞等地的强攻，直到日本援军在侧面登陆占领浏河，才不得不于3月1日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淞沪战事随即结束。
就在国人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大感振奋的同时，却也十分疑惑：我们的海军在哪？为什么十九路军甚至上海普通老百姓这边以死相争，而海军却袖手旁观？
战后不久，中国海军避不参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1932年4月的洛阳国难会议上，参会者开始发难。鉴于海军在淞沪中的畏敌表现，多数与会人员特别提出要彻底改造海军的提案。
4月23日，《生活》周刊发表了何煌基《国难中的海军》一文，作者揭露了很多海军当局在平时和战时的内幕，为外界批判海军提供了极具煽动性的“事实依据”。
5月，国民政府4名监察委员联名上书《弹劾海军案》，列举了海军几大“罪状”。这本应当是保密内容，却被监察委员高友唐披露给了记者。一时间舆论大噪，各大小城市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至此，声讨海军的风波达到高潮。
苍白无力的辩解声讨海军的风波是因海军未参加淞沪抗战而起，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则是这“畏敌避战”背后的真相。
针对何煌基的文章和《海军弹劾案》的指控，海军当局立即展开反击。被视为“头号罪魁”的海军部总务司长李世甲，受攻击的第一项“罪名”就是“与日军总指挥盐泽签订中日海军互不攻击协议”。
李世甲辩称，他与盐泽只是平时只是偶尔处于“外交礼节”的正常官方交涉，并无特别关系，秘密签订协议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然而无论是李世甲还是海军部，他们在驳斥上述指控时都有意隐瞒了对其不利的事实真相。
此外，社会各界对淞沪抗战中海军的无所作为极为不满，随后又联系到国民党军队长期存在的腐败不堪。因此海军腐败的问题也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此问题上，李世甲又成了“背锅侠”。何煌基揭露李世甲存在亲日行为，平时就经常向日本购置舰船、日用物资等，因此自然感恩日本人，在淞沪战中故意“放水”，以求为自己留好后路。
对于不断发酵的声讨风波，国民政府本应妥善处理各方问题，但其表现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既没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表态深究此事加以解决。
之所以如此，实则是国民政府心虚。因为国民政府在淞沪抗战中确实未曾命令海军参战，另一方面，政府深知海军内部的腐败、混乱的现状，如果正式宣布查清真相，那无异于引火烧身，打自己的脸，只能草草敷衍过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讨伐之火虽然逐渐平息了下来，但海军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从此跌入谷底。
如此海军应该叫“江军”把海军定义成为“江军”，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称呼了，但这一称号实打实地扣在了当时的国民党海军头上。
当时有人就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外国海军的演习地带多在海口，而中国海军则爱窝在湖口会操，我们实在不明白，既然海军的目标是要走向世界，那躲在淡水湖里会什么操？等敌人杀到内陆湖里来才抵抗，那时中国还有活路吗？
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讽刺道，中国海军平时就喜欢躲在江阴炮台的后面以求避战自保，海上从来看不见他们大大方方的行船，一年会操一次，还在湖口举行，因此废海军，练“江军”是合情合理的 ，海军部也应该改名为“江军”部才对。
长期以来，海军江防舰队军官的升迁竟然远远胜于海防舰队，更受到各派系军阀的青睐，也多被民众作为讥讽的对象。
海军上将杜锡洼，20年代因投靠吴佩孚，升任海军长江舰队司令，后与吴佩孚结拜，利用海军帮助吴佩孚打内战，后迅速跃升为海军总司令。杜任海军司令期间，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旧址为司令部，终日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躺在床上吸食鸦片，可以说从来没在海上正式巡航一天。曾经的海军元老萨镇冰曾经给杜锡洼起了个绰号——“陆军司令”，一时间传为笑柄。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海军如此状态，实在是撑不起“海”字这一广阔空间，这支内陆的“江军”根本就没有遨游过广阔海洋，更别说经历大风大浪了。
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做做样子可以，偶尔去围剿一下内河航运中的江匪也算说得过去，但要让他们和强悍的日本海军刺刀见红干一场，那根本不可能。
因此，无论是弹劾者夸大其词，还是海军所谓的“辩解”，如此羸弱的海军无论是否积极参战，也改变不了最终覆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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