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不过根据行程安排，他在北京就只能停留48个小时。
因此双方整个会谈安排也是十分紧张，从当天下午4时25分至晚上11时30分。
在会谈结束后，已经是深夜时分，周总理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嘱咐身边参加会谈的王海容：
“给毛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第二天什么时间去汇报。”
不过，周总理也没想到，毛主席后来在电话里直接表示，要他现在就去汇报，因此周总理也没顾得上休息，急匆匆就带着参加会谈的外交班子成员一起到了毛主席住处。
众人在毛主席会客室落座后，周总理本来想直奔主题跟毛主席汇报，没想到毛主席反而对跟在周总理身边的熊向晖感兴趣，两人始终说个不停。
令周总理是相当意外。
一熊向晖在建国后就一直跟着周总理搞外交工作，基辛格访华时，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的。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熊向晖跟随周总理去见毛主席，刚一坐下，毛主席就问他：
“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是不是？”
熊向晖虽然讶异，但还是点点头，他到总参任职是1970年，之前我们聊过，熊向晖在总参的这个兼职在后来岁月里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只是熊向晖也不清楚，毛主席为何要在此时问这个问题。
毛主席点了一根雪茄抽起来，似是漫不经心的问：
“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啊？”
一句话，把熊向晖问的愣了一下，因为在我军之中，都是称总参谋长的，但他还是老实的回答：
“是黄永胜。”
毛主席又问：
“你同黄永胜熟不熟悉？”
熊向晖说：
“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一番出人意料的谈话，令在场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不过毛主席并不在意，仍然自顾自的问，似是漫不经心，似又十分重视。
熊向晖也是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70年中央在庐山上开九届二中全会时的事儿。
当时，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伙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
毛主席本能的察觉了不对劲儿，于是就写了篇文章《我的一点意见》，刹住了这股风气，并点名批评了陈伯达，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
本来毛主席此举是想敲山震虎，观察一下再说，不料从庐山上下来以后，除了批判陈伯达，黄永胜等人对在庐山期间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是只字不提。
熊向晖那时在总参谋部，正奉毛主席的指示，辅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所以对总参的情况了解并不多，对毛主席一连串的问题，就只能摇头。
毛主席此时问熊向晖，也是想了解一下总参的动向。
二“你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检讨，听到过这件事的传达？”
毛主席问熊向晖一句，见他又摇头，就转头又问身旁的周总理：
“他们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毫无疑问，按照这个印数，以熊向晖这个级别是能够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可他面对毛主席的问题，全都一无所知，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毛主席一下子也有些生气：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周总理那时还想缓和一下气氛，主动站出来坦承错误，还替几人解释，但毛主席心里跟明镜儿一样，他对在场的人说：
“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见毛主席生了气，在场众人又是一阵沉默。
隔了一会儿，毛主席回头问熊向晖：
“你有秘书没有，起草文件、写报告是不是亲自动手。”
熊向晖点头：
“是我自己动手。”
毛主席点点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主席这话虽然说的隐秘，但熊向晖一下子就听出来他的意思。
“让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不就说的是林彪么。”
毛主席没再继续说下去，而是转头听周总理汇报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本来汇报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才是这次见面会的主题，但毛主席出人意料的与熊向晖聊了这么一个小时还多，反而成了这次见面主要要聊的情况。
等到汇报完，周总理一行人离开毛主席主持，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
上了车以后，周总理拉着熊向晖嘱咐：
“今晚主席的讲话，绝对不能外传。”
熊向晖心知干系重大，因此点了点头。
三事实上，毛主席之所以有这一问，还和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有关系。
本来根据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四届人大应该在1968年或者1969年召开，但因为正好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因此只能推迟召开四届人大。
1970年3月8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并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
可这样的提议，也打乱了林彪的安排部署，于是他们一行人站出来，反对毛主席这一提议，还认为毛主席应当继续当国家主席，林任副主席。
1970年八九月在庐山上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主要也是围绕这一议题进行的。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毛主席并未点破他们这一问题，而是借口批判陈伯达，让黄永胜等五人做检讨，不过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九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要召开四届人大，但筹备工作实际上却停止了。
通过问熊向晖的几个问题，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因为像林、黄等人并没有真心悔改，而是仍然加班加点忙着抢班夺权。
毛主席表面上不动声色，绝口不提庐山会议的争议。事实上也在做积极的应对准备。
1971年8月12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毛主席提议可以安排在国庆节后，得到一致同意后，中央成立了四届人大筹备小组。
几乎与此同时，毛主席做出了南巡的决定，并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当地主要领导人谈话，每次谈话都谈到了庐山会议。
后来有人回忆毛主席当时对他们的谈话时还称：
“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也很尖锐。”
与此同时，林彪一伙人见自己的企图无法得逞，也进行了暗中布置，可因为毛主席及时察觉，他们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当时在北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周总理忙于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并调熊向晖来帮忙，完成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
整个工作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了9月13日下午。
1971年9月13日下午，熊向晖等外事口负责同志按照约定来到乔冠华家，商量改稿事宜，可没过多久，乔冠华接了一个电话，就急匆匆离开了，又隔了一会儿，乔冠华打回电话称：
“我暂时回不来了，改稿工作暂停。”
熊向晖也从周总理那里了解到了一个情况：
“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
当天晚上，熊向晖接到消息，才知道这架三叉戟飞机上坐着林彪一家。
熊向晖那时身体不是很好，因为两年前出过车祸，后遗症比较重，负责帮助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人一直就是住在医院，只是没有脱离工作。
对于整件事情的经过，熊向晖了解的也比较晚。
1971年9月21日，熊向晖住院期间，探望了同样在住院的陈老总，陈老总把军委传达给他的情况又说了一遍，末了十分感慨的说：
“这样的结果最妙！”
也不光是陈老总这样认为。
随后几天，中央宣布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叶帅还聊起了这件事，并作了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当晚熊向晖一行赶赴毛主席住处汇报情况。
一见熊向晖，毛主席就笑呵呵的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道：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道：“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