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自去年12月在豆瓣兴起，在毕业季之际的谈论越发明显。某种意义上，“全职儿女”的兴起，是对当下失业潮的直观反映，这一讨论在2023华语辩坛老友赛辩题“全职儿女应该/不应该尊重”进一步发酵，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全职儿女是变相啃老吗？”

全职儿女与啃老相似，却又体现了新的特征。对全职儿女质疑，与其说是“变相啃老”的质疑，不如说是对空窗期的否定，更表现了情感劳动仍被忽视的处境。

微博有关于全职儿女的讨论

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将“全职儿女”定义为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上岸。

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

从其描述来看，可以发现这一定义直接回应了“全职儿女是否是变相啃老”：其一，“脱产寄居父母生活”，选择不工作，住在父母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啃老”的指认，通过老一辈的积蓄支撑生活；其二，“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上岸”，不工作在家付出一些劳动以弥补经济上的缺失，并主动打算未来，这则反驳了“全职儿女是变相啃老”论点。

在社会时钟持续推动个体作为一颗螺丝钉快速嵌入社会系统，成为其中一员并高效运转之际，短暂的停摆是否不值得被接纳？如果父母对于孩子积极行动的支持就是啃老，那么将进一步加剧在校生的身份焦虑。

学生毕业前夕还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学生身份带来的社会包容，你可以尽情探索想要的生活，立志当高远；毕业典礼一结束，社会就会告诉你，依赖父母的生活是可耻的，你应该自立了。这种要求每个人都快速适应自身身份转变的规则本身，便是对个体差异的忽视。

更为重要的是，父母与孩子的经济依赖与支持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从始至终都未断绝。刚毕业的职场新人，鲜有能以自身劳动报酬完全覆盖生活所需，不少家庭经济宽裕的父母会出于关爱补贴孩子。

而结婚前后的经济支持更是屡见不鲜，掏空六个钱包买房的案例数不胜数。而孩子不工作在家积极寻找方向，这种经济支持就认定为啃老，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观念对于空窗期的不认同。

小红书关于毕业后接受父母资助的表达

正因为长期毕业后就要上班挣钱的路线期许与社会转型期下退而求次的选择冲突，令中国宝宝以工作思维方式为空窗期正名：岗位是“儿女”，工作性质是“全职”，工作内容是为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报酬为父母经济支持，工作前景是可以静下心思考未来，或考公考研上岸，或明确职业方向好好找工作。

即使空窗也要自我鞭策无法安然休息的现状，的确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啃老方式”，要劳动，更要未来，哪个都不能少。只是这种人生长河下的调休机制，还要被工作给占据，何尝不是一种工作思维无孔不入的表现呢？

日本学者最早提出“折叠世界”一词，是指人们对于社会毫无意义的、不产生效益的一部分活动。在师艳荣看来，这样的“折叠”在日本有三种形态：其一，蛰居族，缺乏朝气与热情，对学业和职业生活不感兴趣，其消极的生活状态主要因性格孤僻自卑、家庭问题、学业压力、校园欺凌、工作受挫等因素引发，逐步形成“对社会交往的恐惧以及人际交流能力的丧失”；其二，啃老族，“花着父母的钱而终日游手好闲”，相比蛰居族，没有精神压力且保持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其三，御宅族，“闭居卧室，沉溺于录像带或动漫世界”，是一种对兴趣爱好的过分投入和执着的表现。

相比于日本的三种折叠形态，中国宝宝全职儿女的“折叠”更像是一种积极的消极之态，是一种拒绝妥协于资本压榨的理想折叠。在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蒙克看来，如今“上班如上坟”的自我消耗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当下工作机制严格的过程管理，工作完全被上级、体系、规则严格控制，自主性被排除在外，强压力的作业模式催生了无意义的加班，996、007等工作节奏进一步强化时间掌控感的失去，最终身心疲惫。

在无力改变企业管理模式，面对长达数十年的工作年限需求，这种无望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人对工作的抗拒。

寻找热爱成为唯一的出口，只是长时期置身于规范化生产流程下考试选拔出来的个体，对于自我的认知与探索鲜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何以在短时间内触发热爱的按钮？因此，在生存需求并不急迫，家庭尚可为其托底，且愿意给予孩子一定的成长时间之下，全职儿女应运而生。

B站有关工作的谈论

小红书关于全职儿女的描述

全职儿女们在现在与未来中搭建了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此刻消极面对就业市场，不合理的工作机制和不匹配的供需关系，试图通过考公考研等方式改变局面；一头连接着未来，积极地畅想与尝试，迎着数字游民与自由职业的新浪潮，一边与家人积极沟通达成一致，一边锻炼技能等待机会，在尝试中发现热爱，争取早日上岸。

小红书上关于自由职业的感慨

豆瓣上全职儿女们的焦虑

只是这座连通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因未被验证的道路而令参与者焦灼不安，在巨大的不确定与时间滴答声中越发明显。前路茫然，后路亦然，这或许正是年轻迷茫的核心，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中不断编织意义，却也时常质疑未来该何去何从。

唯一确定的是，“人无法逃避痛苦，但能选择可以忍受的痛苦”，有人选择了更普世性的选择走向职场对抗工作无意义感，有人选择了短暂性地停下听听内心的声音，在“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信念下抱团取暖，在理想与现实冲刷下明确人生方向再出发。

正如詹青云在结辩时所表达的，“全职儿女”有诸多的理想化表现，但其象征意义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其实际意义：当一个家庭能放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执念，当家长与孩子可以自由平等地谈论期待并勇敢付诸行动，当成年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被尊重，一时的困顿又会如何呢，有多少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真正处理好家庭关系，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在职场上过关斩将一路升职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也有不同的人生课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纳并勇敢迈过去，相信并执行的品质总会闪光，平凡普通的生活不会影响幸福的获取。

2023华语辩坛老友赛辩题“全职儿女应该/不应该尊重”詹青云结辩视频截图

当下所有对“全职儿女”的否定，无不是围绕其作为情感劳动交换逻辑的质疑，本质上与全职太太、全职奶爸未被看见的无偿劳动价值一样被低估。马冬玲指出，情感劳动即“为完成情感角色而付出的劳动”，是一种“对家人（及社区）情感需求的满足”。

情感劳动一度成为“理解妇女家庭照顾劳动的无酬化、妇女市场照顾劳动的低酬化以及妇女回家呼声等现象背后的逻辑”，而在新环境语境下，全职奶爸、祖辈-父辈共育等家庭议题令情感劳动进一步认知，日常家务劳动得以正名。显然，当下的质疑正说明了，使用价值依旧被低看，情感劳动仍处于边缘位置，常常被忽略。

全职儿女的本质与全职太太、全职奶爸并无不同，是一种基于家庭内部协商一致的个性选择。在方英看来，全职太太相比于家庭主妇，在定义时便强调是受过良好教育女性的主动选择，“是在多元的性别秩序出现之后对女性的一种非主流的选择的亮化处理”。并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日本的家庭主妇阶层，中国的‘全职太太’只是受到家庭高经济收入支持形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社会支持和国家政策的保护方面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属于一种个体化的生存方式。

”某种意义上，全职儿女亦然，并非每个家庭都足以实现，依旧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因此所谓“解决就业，且适应养老需求”的考量更多偏向理想化的路径。

即便如此，全职儿女将“成年子女与老年照料”的议题抛了出来。前置照料需求，也是一种帮助年轻人厘清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如情感劳动）的重要途径。蒋承、赵晓军分析老年照料和照料者就业之间相关性或因果关系中发现，“照料老人的负担将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这个影响对于女性和与老人合住的照料者来说更为显著。比如，照料父母将使子女的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 1.4 个小时， 而与父母同住的女性照料者每周将减少 7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在父母壮年时通过情感劳动参与照料父母的责任前置，才不至于在父母晚年生活压力与日俱增之下手忙脚乱地顶上。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年轻人，父母终将老去，责任的接力棒也会传递到自己手中，奋斗的目标不应该只有生存，还有守护所爱之人的担当。

路径可以多元，社会责任却是恒定的，梦想要追，生活会有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质疑全职儿女全面躺平啃老到底的声音，美好的泡沫会在孩子修炼完强大内心之际亲身戳破，或早或晚而已。

豆瓣“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了”45°人生小组

相比于还有家庭托底提供情绪价值的全职儿女们，那些徘徊于现实困境的年轻人则承担着更大的社会压力与生存焦虑。一方面，无力托举家庭期待与社会期许；另一方面，在现实与理想的困斗中苦苦挣扎。在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关系的无限追问下，精疲力竭却也没有全职儿女们的家庭支撑，只能咬着牙熬过去。而这，正是全职儿女议题讨论下铺天盖地质疑声中，少有的来自同龄人的艳羡。

“救救孩子”固然需要全社会的合力支持。然多一些尊重，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理解与支持年轻人个性化的选择，不排斥情感劳动，释放善意让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或许是一件更为必要的事情。

*文章首发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