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铁等公共交通的便捷,“熊孩子”吵闹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从未停止,而今更是将一种罕见的焦虑症类型“厌童症”描述为群体性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地铁判官叫好声折射的对大爷大妈占座不满、扫兴长辈所展现的子女内耗等现象更强化了这些厌童仇老情绪,让“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剥落,逐渐呈现了个人主义之风一边倒之态。
就此,人们不禁困惑:人们究竟在讨厌什么,是哪些因素助推这一情绪蔓延?在讨厌的表象之下,又藏有哪些根源性问题亟待发现?
“厌童仇老”情绪的相关微博词条
一、每一个“熊孩子”争议,都有秩序分野的讨论中国的“熊孩子”吐槽、韩国设立“儿童禁入区”争议,“眼不见为净”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人们未必讨厌孩子,然吵闹不止、影响公共秩序的熊孩子总是令人心烦,一时忍让或成长期默认的选项,不满情绪上升;家长未必不想管教,然孩子天性与生活压力叠加之下甚是为难,厌童情绪更加重了家长顾虑,呼吁“儿童友好型”空间。
一边不想容忍、只想独自美丽;一边无奈现状、期待改善育儿环境。这一诉求的差异是秩序分野的表现。
关于“熊孩子”在公共场所争议分野的讨论
秩序分野的原因,是由孩子在公共空间吵闹程序的“度”差异决定的。在孩子绝对安静与孩子极度吵闹之间有着极大的空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与忍受阈值,而“厌童”这一大帽子则直接淹没了这一阈值标准的讨论,成了直接了当的结论展现,各有各的理,在众生喧哗中难以群策群力来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这一矛盾。
当然,有播客就这一现象提出可以在线下沟通。毕竟,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其极易放大情绪的属性,而当面沟通可能会比网络讨伐更能作用于问题的解决。显然,这是秩序分野的第二个表现方式:对“熊孩子”的认知差异导致了不同归因,从而引发了不同的行为表现。
有人觉得孩子不懂事、还能与家长好好沟通,有人则认为部分“熊孩子”背后站的就是“熊家长”、无法沟通罢了还徒增麻烦,也有人将这一现象与生育挂钩、化为“生养压力”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因素、行为与环境的归因,更是加速了“熊孩子”争议的泛化,令孩子吵闹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了“厌童”的舆论表达。
针对某播客提出“当面反馈而非发网上激化情绪”建议网友留言
检验文明的尺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当弱势群体挟“弱”自重胡搅蛮缠,不遵守规则并试图侵占他人权益时,引发的是人们对文明的质疑,乃至于反噬遵守规则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厌童”情绪所能攻击的,并非那些“对孩子吵闹无动于衷中甚至洋洋得意的家长”,而是那些遵守规则但可能囿于特殊情况无奈的孩子与家长。
而这,才是我们关注“厌童”情绪的重点:如何更好创造儿童友好空间,减少特殊情况的发生,让遵守规则的人不因群体中少部分人的行为而受到牵连。
二、被波及的孩子与长辈,是社会演变进程中的受害者这种蛮不讲理之风形成群体性偏见的,不止在孩童身上发生,也发生在老人身上。如果说给天性使然的孩子、尚且只有吵闹的指证,那么为老人贴上标签就有更多的场景加持。
正如网友所言,“曾几何时,大妈们咋做都不对了”,更困惑于“年轻人露脐我还不喜欢呢”、可也知道这是人家自由。难道自由还有群体选择性,一到了这幼童、老人,就失效了呢?
厌童仇老情绪蔓延之下的网友困惑
要解开这个困惑,或能从“扫兴长辈”热词中窥见一二:父权大家长制作风,习惯性地否定个性差异,以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以老为尊。
对待父母,大家或许还能试图理解、自我安慰。然面对他人,因城市化所形成相对孤立的原子化社会结构,在少子化、单身化等因素影响下,人们逐渐失去家庭共生的同理心,其社会容忍度也在进一步塌陷。
微博上有关“扫兴长辈”的讨论
与此同时,传统家庭模式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南京大学教授周晓红认为当下家庭存在文化反哺的现象,“孩子的‘话语权力’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在这方面父母对来自孩子的‘指点’的接受几乎是无条件的。”
在伴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接受新兴事物更快的后辈拥有了较大话语权,“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这种反叛与挑战逐渐蔓延至全社会。
后辈对前辈的祛魅表现在了方方面面: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下的以往经验不再足以指导今日实践,急剧变化的生活令不确定感延伸,年轻人不再接纳主流的文化允诺。如播客“不蒋道李”所描述的:“以前自己终究会当‘爹’”,现在无望直接“掀桌子”,既然没有什么资源倾斜的希望,就只要每时每刻的均分与平等。
传统社会的老幼价值削减,赡养与抚养成本上升,且同理心与传统共识在承压与不确定的当下,有了消弭的迹象。而这,恰恰是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黄正元所指出的原子化社会特征:
“在经济利益中心化的原子化过程中,先富者、掌握社会公共资源者成为极具能量的原子核,其他能够为富裕阶层和权力群体进行增值服务的人,则成为围绕原子核运转的活跃电子,青壮年原子核化,老人或小孩则被边缘化;金钱、权力原子核化,知识、道德则被边缘化;先富者原子核化,后富者则被边缘化。”
老幼成了这一社会演变中的受害者,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有来自原子化社会彼此孤立的冷漠情绪侵蚀。从这个意义上,原子化的本质,功利主义“精于计算”的逻辑正在以另一种强权压迫的方式席卷,只不过受害者从父权制下羸弱的女性与下位者,转变为无力自救的老幼与无法融入利益圈的其他群体。
因此,黄正元才提醒原子化社会造成的影响值得警惕:“与利益相关者抱团组成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原子,对待利益不相干者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顾及,这既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显著标志,也是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失范的明显特征。”
而在这种征兆冒头之时,最好的方式便是培育和凝聚社会力量,来遏制这种原子化的两个趋向:“微观上以权力或以经济影响力为核心的社会小圈子‘独立王国化’,宏观上出现以孤独、无助为特征的社会‘碎片化’”。这种凝聚,当是从建立社会共识开始,如网友所言“思考是否有其他解决方式,而不是暴力”,将以强凌弱的暴力循环继续延续。
播客“不蒋道李”【03下一站:厌童厌老?】详情页及网友留言
三、厌童厌老情绪背后,是不相容的文化惯习在秩序分野的诉求、标准、认知差异,与社会演变进程下的利益取舍之外,厌童厌老情绪还隐藏着与当今时代并不相融的观念。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总是彼此相融,倡导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优先集体利益。然而,个人主义理念的兴盛,与社会原子化所加剧的功利主义,令个人利益的诉求直线上升,甚至有越过集体利益之风。
这在近期金融反腐所披露的案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清华大学靳卫萍副教授对于恒大问题的分析中所表达的设问:难道现在的银行、基金经理不是人才吗?特别简单,听党话的金融人才太少了。
B站“【清华大学靳卫萍】巴以冲突|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热点分析”视频截图及留言
随着资本主义与西方化理念在我国持续发酵,“小我”与“大国”的对立统一,在部分人眼中只剩下对立,而无统一。这是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扭转不正之风政策争相涌现的原因所在。一如整治互联网乱象的开放IP地址等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消除谣言、遏制流量至上挑逗对立情绪之风。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扫兴长辈所展现的大家长制,也的确不再适应当前年轻人,“渴望平等对话”扁平化结构的期许。这份期许,在职场上表现为“00后整顿职场”,不愿再“无意义”地吃苦;在个人消费上,“悦己”消费兴盛、为情绪价值买单;在家庭与社会伦理上,则坚定捍卫个人基本诉求,不愿意一味忍让。
从这个意义上, 厌童厌老情绪所真正厌恶的,是假尊老爱幼倾轧个人基本诉求的现象。“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念,呼唤着新的实践方式。尊老爱幼,不应以牺牲个体幸福为前提,而是看见每个主体的需求以友善的态度去面对当下的问题。
或许,集中性不满情绪爆发并非坏事,声浪之下的反思与总结,能让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尊重个体需求的社会支持呼吁进一步被看见。一如网友所重复的浙江宣传良方:“面对‘厌童症’这一话语陷阱,我们要做的不是任由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而是相向而行,在公共空间寻求互相谅解、互相包容的‘最大公约数’。”
关于微博词条#面对厌童情绪我们能做什么#的网友留言
相信伴随着不当之风的压制,相向而行的“最大公约数”落定,我们能触达另一种可能:剥落的“长幼有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个人主义的枝丫并肩而行,努力汲取来自华夏大地的土壤与空气,结出“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果实。
*文章首发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