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较长，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今天发第一部分。

一、重新认识阉党、东林党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东林党对晚明社会的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当然，更多的人依然将目光盯住了“阉党”的负面作用。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林党才是造成明末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军事失败、文化糜烂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明朝宰相和众多的高级官员，都与宦官有着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包括那些东林党人。“阉党”云云，是东林党人编造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概念；而鼓吹“阉党”的负面作用，则是东林党人伪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正确。

明朝中期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没有在翰林院学习工作经历的人不能当宰相，也不能担任礼部、吏部的主要官员。翰林院是宰相的储备库，明朝百分之九十的宰相拥有这一经历。《明史·选举志》：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翰林院学习工作呢？答案是：从新科进士中产生的。《明史·选举志》：

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

皇帝钦点的状元、榜眼、探花是当然的人选，而且职务较高；剩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权属于宰相，由宰相亲自出题、阅卷，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新科翰林的主要任务是跟着宰相们，除了继续学业上的深造，就是学习治国理政。学制三年，优秀的留翰林院工作，其他的另行从优安排工作。翰林“毕业”后的职务，吏部无权过问，由宰相们直接安排。

由此可知，国家未来的宰相，乃至掌管国家人才选拔和意识形态的礼部主官、掌管官员任免的吏部主官，均为今日宰相的弟子门生。

知道这一常识非常重要！否则，完全不可能读懂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只能凭借自己有限的认识胡乱猜想。

这些翰林们不仅能与宰相们甚至皇帝密切接触，拥有成为东宫官员担任太子老师或皇子老师的机会。明朝十分重视宦官的教育，专门安排年轻的翰林们给宦官们上课，因此，他们也有与宦官建立亲密无间关系的机会。《明史·沈㴶传》：

沈㴶……㴶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年进士。㴶改庶吉士，授检讨……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㴶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

宦官们对这些翰林十分恭敬地“执弟子礼”，这样，他们便建立起了一辈子的师生情谊。沈㴶曾经当过大宦官魏忠贤的老师，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就此，沈㴶打成了“阉党”成员，当然，许多时候，沈㴶被列作浙党成员。但是，沈㴶主要还是因为坚决主张驱逐来华耶稣会士而知名史册。他在天启元年官至宰相，后被叶向高等人的围剿下黯然辞职而去，不久病逝。

其实，早年，东林党的创始人、党魁李三才被开除公职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结交宦官谋求升官，《东林始末》：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御史刘廷元参占厂盗皇木，结交内侍起官......名给事中吴亮嗣往勘，亮嗣报其实......三才寻削籍。

晚明那些著名的东林党人不少人有翰林经历，他们与宦官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且关系十分密切。例如钱谦益、瞿式耜，就与太监有着脏污狼藉的关系，《东林始末》：

（崇祯）十年，常熟章从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从儒阴谋，立枷死，钱谦益等寻得释。

钱谦益和许多东林党人一样，臭不可闻的丑恶之事不绝如缕。天启二年，钱谦益在主持浙江乡试时，收受贿赂录取了钱千秋。后来，温体仁在朝堂上揭露，并出示钱千秋的考卷予以证实，崇祯帝大怒开除了钱谦益公职。现在钱谦益和他的弟子瞿式耜又被举报，二人一块儿下狱。当年钱谦益与太监们打得火热，还为太监王安的祭祠写过吹捧的文章，王安的徒弟曹化淳出手相救，不仅救出了钱谦益，而且直接干掉了举报者。这个曹化淳，正是后来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太监之一。

又，《明史·温体仁传》：

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

又有人揭发钱谦益、瞿式耜利用权势作恶乡里，宰相温体仁决定处理他俩，他俩又找宦官曹化淳帮忙。这一次，东林党与阉党紧密合作，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搬倒了温体仁，并且将这位少有的清廉宰相钉在了“奸臣”耻辱柱上。

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的探花出身，瞿式耜全家都是天主教徒。瞿式耜是钱谦益的弟子，二人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小东林”复社的核心成员。二者不同之处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忙于升官发财而打开城门迎接清军进入南京城成为了“贰臣”，天主教徒瞿式耜因为醉心于掌握军队而死于清军之手变成了明朝的“忠臣”。

稍加思考我们便能明白：东林党、阉党都与宦官走得很近。

尽管宦官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但是，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与东林党走得很近，有的与所谓的阉党走得很近。

二、阉党、东林党都只是耶稣党的工具

透过阉党、东林党、浙党等等表面现象，仅从钱谦益、瞿式耜这件事，我们就能发现，晚明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东林党、阉党成员，其真实身份是耶稣党成员，他们隐藏、寄生在晚明的各种党派之中，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严密的耶稣党。

举一个例子。《明史·周延儒传》：

（周延儒）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溥等忧之......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

在《明史》中，周延儒被列为“奸臣”。但是，《明史》作者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周延儒在科举考试中录取的人竟然都是张溥这样的“正人君子”。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张溥是大名鼎鼎的“小东林”复社的创始人，而复社是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徒大本营，周延儒恰好是叶向高、徐光启的门生，张溥恰好又是周延儒的门生。所以，周延儒被罢相后，张溥出面为他活动，迅速疏通了皇帝身边的宦官的关系，挂名“阉党”的冯铨积极配合行动，很快，崇祯帝就越来越想念周延儒，于是下旨召回周延儒，继续当第一宰相。

这个神秘的耶稣党的力量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他们轻松地调动了东林党、阉党的力量，让明朝功臣、军事家熊廷弼家破人亡，制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拉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

前面说过，耶稣会把掌握军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作为头号目标。在东北前线一败再败的时候，皇帝发现必须重用熊廷弼，“乃复诏起廷弼于家”，《明史·王化贞传》：

廷议将起（熊）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王）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化贞乃与（方）震孺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而以大军守广宁。......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

又《明史·方震孺传》:

辽阳既破，（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而自请犒师......帝壮其言，发帑金二十万（方）震孺犒师......帝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

又《明史·江秉谦传》：

（兵部尚书张）鹤鸣既抑廷弼，专庇巡抚王化贞，朝士多附会之......（江秉谦上书）末讥首辅叶向高两可含糊，势必两可掣肘，安能责成功。语极切至。后朝议方撤廷弼，而化贞已弃广宁遁。秉谦益愤，以职方郎耿如杞附和鹤鸣，力助化贞排廷弼，致封疆丧失，连疏攻之。

耶稣会士们知道皇帝准备将前线军权交给熊廷弼后，连忙提拔叶向高和徐光启的门生王化贞为巡抚。兵部尚书张鹤鸣出面做主，将驻守广宁前线十四万大军的指挥权划归王化贞，使得熊廷弼成为了光杆司令。叶向高等人也知道王化贞是个蠢货，又派出门生方震孺以“巡按辽东、监纪军事”的身份，给予王化贞智力和权力支持。

本来，叶向高等人打算通过方震孺从前线、张鹤鸣从兵部、朝中众打手从舆论等各方面将熊廷弼挤走，没想到的是，他们刚刚完成将熊廷弼调离前线的运作（“后朝议方撤廷弼”），还没来得及实施，愚蠢透顶的王化贞与狗屁不通的方震孺一起胡乱指挥，瞬间将十四万精锐大军葬送殆尽。

许多人说，阉党、楚党都与东林党水火不容。熊廷弼是湖北人。此时，楚党正在设法救护熊廷弼，连一直与熊廷弼不太对付的贺逢圣也出面了。按理说，阉党应该抓住这难得机遇，联合湖广籍官员（楚党）坚决支持和保护熊廷弼等人，毫不留情地打击王化贞和他的东林党团伙。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早在熊廷弼刚就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的时候，“阉党”成员徐大化就奉“要人”的指使，开始攻击诋毁熊廷弼了。等到王化贞大败的消息传来，徐大化立即上书要求杀掉熊廷弼。《明史·徐大化传》：

徐大化......承要人指，力诋熊廷弼。及廷弼入关，又请速诛。

指使徐大化的这位“要人”是谁？《明史》没有点名。藏身于“阉党”、官至宰相的天主教徒冯铨，应该算得上“要人”。据说，冯铨早就与熊廷弼有过节，《明史·崔呈秀传》：

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魏良卿劝兴大狱。

因此，“阉党”成员对熊廷弼群起而攻之。例如，《明史·门克新传》：

（门）克新......且请速诛熊廷弼。忠贤大喜，立传旨行刑。

毫无疑问，大批的“东林党分子”拼命上书为王化贞鸣冤叫屈，这无需多说。

有趣的是，竟然有一批正宗的东林党分子公开要求抓捕、斩杀兵部尚书张鸣鹤、王化贞这两个罪魁祸首，而且，这批人的领头人竟然是东林党中的大佬级人物刘一燝、周嘉谟！《明史·张鹤鸣传》：

初，广宁败书闻，廷臣集议兵事。（张）鹤鸣盛气詈廷弼自解。给事中刘弘化首论之，坐夺俸。御史江秉谦、何荐可继劾，并贬官。廷臣益愤。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旸、熊德阳等交章极论，请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与化贞并按。鹤鸣抵言廷弼偾疆事，由故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党庇不令出关所致，因诋言者为一燝鹰犬。

显然，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东林党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是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类人。

围绕应该如何处理这一大案要案，朝廷上争吵得天翻地覆。皇帝每天收到无数意见针锋相对的折子，都在要求皇帝从速明断。《明史·叶向高传》：

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叶）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

皇帝问叶向高：你看应该如何处理这事儿？

叶向高回答：皇上，依我看来，还是交给公正的法官们来评判吧。

结果，如前所述，在耶稣会的亲密战友邹元标等人的审理下，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而真正的罪魁祸首、“东林党人”王化贞竟然活得好好的，直到崇祯五年（1632）才被处死。至于张鹤鸣、方震孺之流，啥事也没有。

按理，即便是“阉党”成员借机公报私仇杀掉熊廷弼，也绝不会放过“阉党”的公敌东林党人，必定会置王化贞于死地。

这只有一种可能性：杀掉熊廷弼、保护王化贞，是阉党中的某些人、东林党中的某些人的共同目标。

的确，熊廷弼死后，孙承宗接替了东北大军的指挥权，于是，天主教徒孙元化等人顺利进入这支精锐部队任职，并且获得火箭式提拔。

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真正控制朝廷局面的，是耶稣党。什么阉党、东林党，都不过是耶稣党的工具。

例如，晚明政坛上有泰山北斗地位的叶向高，正式身份是万历、天启两朝的宰相，江湖身份是东林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在他彻底退休回到老家后，他才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担当起了耶稣会士的吹鼓手和守护神，在《三山论学记》中他宣称：

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

例如，天启时期的宰相张瑞图，正式身份是宰相，江湖身份是阉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他是著名天主教徒、东林党成员林欲楫的表兄弟，他和林欲楫都是著名天主教徒李之藻的学生。林欲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

例如，崇祯时期的宰相徐光启，正式身份是宰相，江湖身份是“科学家”，表面上与什么江湖派别都不沾边，其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

前面说过，耶稣会组织严密，对其下属实施了人盯人的监视控制。因此，极大的可能是，耶稣会实行了多头下注，安排人员打入阉党、东林党等各类组织，以确保成功。耶稣会下注的本钱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通过整理零散的信息，我们可知，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早已有大批天主教徒加盟李自成一方。例如，《明季北略》等文献记载了徐光启发展的著名而活跃的天主教徒韩霖投靠李自成，《明史·何刚传》也谈到了这一点：

因荐（许）都及钱塘进士姚奇胤、桐城诸生周岐、陕西诸生刘湘客、绛州举人韩霖。帝壮其言，即擢刚职方主事，募兵金华。而都作乱已前死，霖亦为贼用，刚不知，故并荐之。

又如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明季北略》：

至癸未（1643）正月，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自成。

《小腆纪年附考》：

十六年癸未正月二日，陷承天府......钦天监博士杨承裕自诩有异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请发献王梓宫。

明年，为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正月，自成乃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历。

显然，早已为耶稣会控制的钦天监，也派出博士杨永裕加盟李自成的队伍，当上了大顺朝廷的礼政府（即礼部）侍郎，并且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甲申历”。也是在此时，大名鼎鼎的东林党领袖惠世扬也加盟了，《小腆纪年附考》：

陕士大夫如惠世扬者，耆耇人望，亦受伪官。

历经李自成、清军两次占领北京城，而在京的西方耶稣会士均安然无恙，这就是原因所在。

李自成失败后，耶稣会士又能顺利地改投清朝，因为加入清军一方的诸如洪承畴之流的天主教徒，更是不胜枚举。

张献忠曾较长时间蛰伏于湖北谷城县，在这里收罗了一批“谋士”。谷城县正是宰相方岳贡的家乡，方岳贡早在担任松江知府的时候，便亲自将耶稣会士何大化领到老家建立起湖北省的第一个传教点。经历张献忠屠川而在四川的传教士也毫发无损，就不必感到奇怪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