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推动了汪精卫叛逃，后迷途知返，高宗武无颜见国人选择避世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登了一份震惊全国的文件，叫《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这玩意儿一出来，可把汪精卫给打懵了。原来他那套什么和平运动的把戏，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爆料的居然是他的两个心腹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位可不是一般人，之前可是跟着汪精卫一起叛逃的。咋就两年不到，就翻脸不认人了呢？这里头肯定有故事。

那会儿是1937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中国人都快顶不住了。大多数人都说要抗战到底，但也有人觉得该服软了。汪精卫就是后者的代表，整天嚷嚷着要跟日本人谈条件。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位年轻才俊，就被他给忽悠住了，跟着他瞎胡闹。

说起高宗武，这人也是厉害，三十岁出头就当上了外交部的要职。自认为对日本特别了解，总想着自己能搞定日本人。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他就跑去找蒋介石，说只要让他去跟日本人聊聊，保准能让日本撤军。蒋介石听了直摇头，觉得这小子太天真了。

但汪精卫可不这么想，他觉得高宗武这股子劲头正合他意。于是就开始拉拢他，没少给他戴高帽子。高宗武被捧得飘飘然，就擅自跑去跟日本人接触。他以为自己在为国家谋和平，哪知道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怀。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发表声明，说不跟国民政府谈判了，要打到中国投降为止。这下可把高宗武整懵了，觉得抗战没希望了，就跑去投靠汪精卫了。

再说说陶希圣，这位本来是个学者，研究社会学的。1937年在庐山开会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了政坛。抗战刚开始那会儿，陶希圣可卖力了，到处跑着宣传抗战。

可是打着打着，形势越来越不利，陶希圣也开始动摇了。他加入了个叫低调俱乐部的组织，里面都是些对抗战不抱希望的人。整天泡在这种环境里，陶希圣也慢慢被带偏了，开始觉得汪精卫说的有道理。

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和高宗武跟日本特务头子影佐祯昭秘密见面，准备签一份叫《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东西。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高宗武和陶希圣虽然跟了汪精卫，但看到这份协议还是吓了一跳。他们觉得这简直就是卖国，绝对不能签。可汪精卫却一点都不在乎，对日本人的要求照单全收。

这下子，高宗武和陶希圣可算是看清楚了，汪精卫根本就不是什么救国，纯粹是在卖国求荣。他们决定要脱离这个卖国集团。但这可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汪精卫早就起了疑心，派人盯着他们。要是轻举妄动，小命可就难保了。

这个时候，陶希圣的老婆万冰如可就厉害了。她装作特别生气的样子，骂陶希圣是叛徒，说要去香港把他劝回来。汪精卫信以为真，就同意让她带着两个小孩离开。后来她又想办法把留在上海的三个大孩子也救了出来。

万冰如虽然是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但这一手可真是高明。她不仅聪明勇敢，还展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做了贡献。

1940年1月22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文。这下可炸锅了，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汪精卫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他那套和平运动的把戏再也骗不了人了。这事给了汪伪政权一记重击，也让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一手可以说是力挽狂澜了。虽然之前跟错了人，但最后关头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用实际行动弥补了之前的错误，为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这事过后，高宗武和陶希圣的人生可就大不一样了。高宗武觉得实在是没脸见人了，就跑到美国去了，从此不问世事。陶希圣倒是回了重庆，继续在蒋介石手下干。

回头看看这事，还真是让人感慨。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位，一个是外交官，一个是学者，按说都是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可就是因为一时糊涂，差点成了历史的罪人。还好最后关头醒悟过来，没有酿成大错。

这事给人的启发可不少。首先，做人做事得有底线，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就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其次，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了。再者，即便犯了错误，只要及时改正，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

最后，不得不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像高宗武和陶希圣这样的知识分子，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选择。他们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觉醒。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或许就是他们最大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