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的总统大选，物价差不多是最大的话题了。
2020 年疫情期间，封锁引发供应链中断，导致美国的食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最大涨幅出现在 2022 年，当时通货膨胀开始爆发，美联储也收紧了货币政策。这些原因再加上其他因素，如消费者购买模式的突然改变，政府疫情救济金的注入等，造成需求增加，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食品价格上涨。
好在去年通胀开始缓和，今年的情况比去年更好。数据显示，至少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工资增长已超过物价增长。
但是，这些数据似乎与选民的真实感受脱节了，选民对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依然怨声载道。时逢大选年，蓝领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拜登任上物价飞涨，川普任上日子好过多了。
到底是数据对还是选民的感受对？物价高是拜登的错吗？
白宫承认高物价仍然是美国家庭严重关切的问题
今年6月，白宫在报告美国蓝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多数物价的增长速度的同时，特别表示，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切的：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正在稳定增长，而高物价仍然是美国家庭严重关切的问题。
白宫在学习和进步，传达的信息越来越务实了。最早的时候，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声音是，美国的通胀比欧洲发达国家好多了。后来又说，通胀已经缓和很多了。再后来是强调，虽然物价有涨，但美国人收入的增长高于物价增长，不少经济学家也这样为拜登政府辩护。
可是，别处涨价更多并不能消除此地增长的价格；通胀缓和只是不再疯长，已经涨上去的价格不一定会降下来；更重要的是，统计数据不可能代表每一个人的情况。
还有一个事实：不少收入没怎么涨的选民，在 2020 年拿到的有川普签字的救济支票，是他们这一生中拿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他们收入低，往往是钱还没进来，账单已经等在那里了，从来没有过手里有这么多钱，那种有“余钱”的感觉要忘记都难。
我们总说，拿个例来描述总体是错误的。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对收入没怎么增加的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就是购买力下降，别人收入增加多少都与他们无关。这种时候，如果还对这些人强调数据证明收入增加高于物价增长，那就是重复希拉里的错误：当川普对一次次失望的选民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时，希拉里喊出的对应口号居然是“美国已经很伟大了”(America is already great)，典型的与选民的感觉脱钩。
但是，如果选民认为物价高的责任在拜登政府身上，对选民说“我知道你的痛苦，理解你的痛苦”，也是于事无补。选民要求的是，去解决问题。
那么，物价高到底是不是拜登政府的责任呢？或者说，不管是谁的责任，拜登政府是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了？
谁的责任？
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一个两个，如前面所说的供应链中断和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等都有影响，但左翼“基础工作协作组织”(Groundwork Collaborative)的研究人员今年 1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将 2023 年下半年美国通胀率的一半以上归因于企业利润率（下图）。
该表将物价影响因素分为三类：劳动力，非劳动力和利润。在 2023 下半年，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很大，不同季节分别为 73% 和 50%。非劳动力因素如供应链等，这时已经不再是问题，其影响是降低物价，分别为 -27% 和 -33%。而企业利润则对物价上升分别有 53% 和 83% 的贡献。
这说明了，疫情刚开始时，物价上涨很大程度是因为供应链断裂等不可控因素。等到这些不可控因素解决了之后，企业却借这个机会牟取暴利，使得物价继续上涨。
2022 年 6 月，专业事实核查网站 PolitiFact 一个相关的事实核查（下图）也证实了这一点。
PolitiFact 的事实核查：“四大”肉类包装商的利润创历史新高
美国肉类联合企业基本上就是四大家：JBS Foods、泰森公司(Tyson Foods)、嘉吉公司(Cargill)和 Marfrig。它们收购牲畜、屠宰、加工肉类，然后卖给零售商。
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 12 个月内，肉类价格上涨了 12.3%。这超过了 8.6% 的通胀率和 10.1% 的整体食品价格涨幅。那这四家肉类联合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 12 个月内，JBS 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 44 亿美元，比前 12 个月增长了 70%。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一年中，泰森公司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 41 亿美元，比前 12 个月增长 91%。
嘉吉公司在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财年中实现了创纪录的 49 亿美元净收入，比前 12 个月增长了 60%。
Marfrig 公布 2021 年净利润为 8.201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32%。其年度报告中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利润“。2022 年第一季度 Marfrig 净利润下降，原因是该公司斥资 3.6 亿美元购买了巴西家禽和猪肉加工商 BRF 的股票。即便如此，Marfrig 的首席财务官仍表示，这是公司“运营最好的第一季度”。
注意，前面“基础工作协作组织”的报告是说企业超高利润最严重的是 2023 年，而 PolitiFact 的事实核查证明了，就是在 2022 年，四大肉类加工企业利润就已经创历史新高了，2023 年这些企业在这样的基础上利润再创新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肉类包装公司创纪录的高利润对食物价格上涨有相当大的责任。
惩治哄抬物价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拜登政府和许多民主党人一直在指责这四家企业集团人为控制价格，压低了对牧场主的收购价，抬高了肉类产品的零售价。
2024 年民主党总统竞选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总统竞选经济议程中，也将杂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于企业哄抬物价，并在其经济政策演讲中呼吁联邦禁止企业在食品杂货方面的哄抬价格行为。
但是，副总统没有提供具体政策细节。而这类经济问题的争论极其复杂，所针对的又都是有足够资源的特大企业，实施惩罚的话，诉讼代价非常大。
从经济规律来说，当某种物品在供需平衡上呈短缺状态时，价格上涨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会促使厂家加倍生产，也会吸引新的资金和企业投入到短缺物品的市场中去，这样不仅解决了短缺问题，还会自动调整物价，不会发生物价不合理地长久居高不下的现象。所以，一个正常、健康的市场，物品短缺和不合理高价现象一般总是暂时的，会通过市场自带的调节功能解决。
相反，如果政府干预价格，就会阻止（或者不鼓励）新的资金和企业投入于短缺物品，打乱市场秩序，妨碍正常的市场调节。所以，一般学者专家都对政府介入市场行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但现在的情况是，疫情的影响因素已经过去很久，食物价格还是降不下来，这就不像正常的市场行为，似乎正常的市场调节失效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美国肉类价格降不下来与垄断有极大关系
正常的市场调节与健康的竞争环境分不开。如果是一个被垄断的市场，就不会产生有挑战意义的竞争，当然也就不会有正常的市场调节。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牛肉、猪肉和家禽中，有 55% 至 85% 是由 JBS Foods、泰森公司、嘉吉公司和 Marfrig 这四家企业作为中间商销售的。而这四大家又有各自的运营区域，这就导致很可能某个地方只有一家肉类加工商。在这种情况下，收购价格基本上就是这家肉类加工商说了算，牧场主或养牛场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样，零售商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
任何一个产业，只要产业链中有一环被垄断了，整个产业链的价格就可能被垄断企业控制。结果就是，只有垄断企业收获巨额利润，产业链上的上家和下家等其他行业都被垄断企业控制得没有成长空间。
事实上，肉类供应产业就是这样，在大型肉类包装公司的利润飙升的同时，许多牧场主和养牛场主抱怨说，牲畜的收购价格长期不动，而他们的经营成本却在增加，以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肉类包装只是整个食品业的一个缩影，《卫报》2021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控制着普通美国人经常购买的数十种食品杂货的近 80% 的市场份额。例如，百事可乐控制着 88% 的调味酱市场，美国人喝的93% 的碳酸饮料由三家公司拥有。我们吃的 73% 的早餐麦片也是如此。
拜登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反垄断的总统
1890 年通过的《谢尔曼法》(The Sherman Act)是美国的一部反托拉斯法，规定了从事商业活动者之间的自由竞争规则，从而禁止不公平的垄断。该法以其主要起草人约翰·谢尔曼参议员的名字命名。
《谢尔曼法》广泛禁止：1)反竞争协议；2)垄断或试图垄断相关市场的单边行为。该法授权司法部提起诉讼，禁止违反该法的行为，此外还授权因违反该法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当事方提起诉讼，要求三倍赔偿（即三倍于违法行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的赔偿金）。
成立于 1914 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与司法部配合，打击垄断行为。
但是，自里根时代开始，政府对妨碍竞争的企业行为采取无视的态度，而且走入了以价格为唯一标准来衡量消费者利益的狭隘领域，抛弃了保证制造商有健康的竞争环境这个关键原则，进而直接把反垄断法变成了只是盯着价格的消费者保护法，却不知，当初这个法律制定时，根本还没有消费者这个概念。
遗憾的是，不仅共和党抛弃了《谢尔曼法》的本意，就是民主党的卡特、克林顿、奥巴马总统也都如此。是他们都不明白吗？也许，但肯定不都是。很可能是，长期以来，垄断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惹不起。
事实上，奥巴马曾经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说明他心里明白。上任后，奥巴马派司法部长和农业部长去广大农村做了个聆听之旅，听到了农场主、牧场主和养牛场主的很多抱怨，特别是肉类加工商对他们的盘剥和掠夺。这些农场主、牧场主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对他们不利，不是公平竞争。他们没说错。
但是，在其上任后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奥巴马试图做的反垄断还没有开始就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被指责为反企业、反商业。奥巴马敏锐地嗅到了信息，在他后来六年的任期内，再没有任何反垄断的努力了。
只有拜登真正在反垄断上做事情了。拜登也是几十年来第一个上任后没有让华尔街的人充斥政府要职的总统。相反，他任命了被《纽约时报》称为“重构了数十年的垄断法”的，当时年仅 32 岁的莉娜·可汗(Lina Khan)为 FTC 主席。可汗的“重构垄断法”，就是要让反垄断法回到其初衷，以建设健康的竞争环境为主要责任。
著名的美国教授、作家、律师和政治评论家，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一生都在为消除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努力。2008 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本世纪十佳内阁成员之一，同年，《华尔街日报》将他列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排行榜第六位。他退休后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目前与人合作做一个每周一次的播客节目。他今年 4 月做了一期节目，讨论“食品价格为什么失控？”，邀请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为嘉宾。波伦是对美国食品行业特别有研究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他不仅精通反垄断法，还了解垄断法应用过程的变迁。
波伦说，反垄断法根本不是针对保护消费者的，而是防止垄断企业对生产商、制造商的盘剥和掠夺，其手段就是不让企业强大到成为垄断力量。他说，尽管自里根后，政府对反垄断法的执行走偏了，但这只是文化和习惯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他特别强调，政客不去纠偏，不改变方向，不是因为法律上不清晰，而是缺乏政治意愿，不敢挑战华尔街的垄断势力。
波伦深知拜登顶着多大的压力。莱克和波伦都说，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就是因为企业垄断，拜登为了改变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做了很多，是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之后第一个真正对垄断企业动刀的总统。在老罗斯福之前，反垄断法是个没牙齿的老虎。注意，这也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没有人去利用法律。老罗斯福是个敢于变革，不怕得罪权贵的人，第一个在老罗斯福的攻击下倒下的信托巨头正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实业家——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老罗斯福说，无论多么有权势的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随着他对其他“不良”信托公司的打击，他的声望与日俱增。拜登现在做的就是当初老罗斯福总统做的。
说拜登是几十年来最支持工会的总统，也是在纠正贫富差距方面做出最大努力的总统，真不是什么溢美之词，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描述。拜登是真正在试图让一个伟大的美国重新回来。所有这些，都是拜登“美国回来了！”的努力之一。
莱克和波伦说，拜登做了那么多，现在选民将高物价怪罪于拜登，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反垄断，选民能做什么？
美国现在这种有毒的经济环境和反竞争环境，是垄断资本深耕几十年的结果。现在美国三分之二的企业部门变得过于集中，企业的利润远高于190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而且过多的利润流向了极少数巨大的投资基金。权力的不平衡已经成为现实。要改变，不是一届总统任命能够完成的。
民主党政治人物中直到最后还支持拜登竞选总统的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佛蒙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在一个播客采访节目中说，他反对拜登退选就是因为他相信拜登是真正懂得支持工会，反垄断，反华尔街意义的人，拜登拒绝走治标不治本的路。几十年来，只有拜登做到了这样。
波伦说，就是现在正在打的几个反垄断的官司，政府一方的辩词还是太倾向于保护消费者，没有完全从保护生产商的角度辩论。当然，这也取决于法庭文化。人们已经忘记了反垄断法的初衷。可见要改变有多难。
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乔恩·泰斯特希望打击农业行业的市场集中。
尽管很难，似乎一眼望去尽是黑暗，波伦说他还是抱乐观态度。他说，拜登懂了，还有其他一些年轻政客也懂了。他特别提到了新泽西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和蒙大拿参议员乔恩·泰斯特(Jon Tester)正在致力于严厉打击农业行业的市场集中。
波伦呼吁选民用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选票，来支持敢于挑战垄断企业，敢于挑战华尔街的政客。他说，他一直听见的声音是，请选民从草根角度提供支持，这样，政客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才比较容易些。他说，这是白宫的请求，是政府部门，如 FDA 的请求，是布克和泰斯特的请求......
拜登退选后，那些财富权贵纷纷以捐款方式涌向贺锦丽。知道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吗？撤换 FTC 主席莉娜·可汗！这是经典的以经济实力购买政治权力！莉娜·可汗已经成了华尔街的头号公敌。
彭博社9月6日报道，标题为：贺锦丽的捐助者私下敦促解雇FTC的可汗和SEC的詹斯勒。
上周三（9 月 4 日），贺锦丽公布了征收 28% 资本利得税的计划，低于拜登提出的 40% 税率建议。当然，一切都还不是定局，我们可以继续观察。28% 和 40% 的资本利得税，究竟哪个更好更合理，也不是有定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顶住华尔街的压力非常不容易。
CNBC 9 月 4 日新闻报道，贺锦丽公布了征收 28% 资本利得税的计划，低于拜登提出的 40% 税率建议
如果选民希望贺锦丽能够抵抗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仅将她送入白宫，同时也给她参众两院的明显优势。只有这样，她才能抵御住华尔街的压力，抵御住垄断企业的压力。
小罗斯福(FDR)总统 1932 年第一次当选后能够推行新政，改变美国的经济环境，也是借了很多东风。大萧条当然是促成改变的最主要理由，但同样重要的是，FDR 有非常好的政治条件。那年，FDR 以 472 选举人的高票当选，民主党在众议院拿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席位（313 - 117），参议院也是绝对多数（60 - 36）。这就给了 FDR 一个强有力的授权。
四年后，选民充分体会到了 FDR 新政的好处，当时全国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50%。在那个还没有真正走出大萧条的时期，收入的贫富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这个收入增长是被选民普遍感觉到的。结果，1936 年的大选，FDR 以 523:8 的选举人票当选，他只输了两个州：缅因和佛蒙特。那一年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也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众议院 331 - 80，参议院 76 - 16。这又反过来给总统继续推行新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所以，如果当选，要继续拜登政府的反垄断实践，贺锦丽也需要能够推行又一个新政的政治环境。现在就看贺锦丽团队能否成功向选民销售这个卖点，也看选民是否有信心和智慧给贺锦丽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