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诏实施度田令，简单来说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和户口，以便加强政府税收和徭役管理。

然而此举遭到地方豪强地主的坚决抵制，中原各地甚至爆发武装起义，东汉政权险些不保。

按说新朝伊始，气象万新，正是百废待兴，上位者大干一场之时，然而剧烈的社会危机和弱势的皇权竟发生在一个王朝的开国初期。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需要从刘秀建立东汉时说起。

公元36年，刘秀经过十三年的统一战争，扫清各地割据势力，实现“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伟大抱负，成功建立东汉政权，延续刘氏皇族国祚。

此次力挽狂澜和不世之功，他完全可以与汉高祖、汉武帝等雄才大略的先帝们并驾齐驱。

但刘秀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洛阳皇宫内，他几乎每个夜晚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的对手王莽覆灭，被残忍杀死的场景总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王莽是怎么覆灭的？他很清楚，由于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王莽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一问题，实施王田制，搞了个土地国有化。

从而引发全国各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抗，再加上天灾苛政，最终被社会所有阶级抛弃，落了个身首异处。

刘秀本是南阳宗室豪族出身，代表豪族集团利益，并在其支持下取得皇权，现如今他坐在王莽的位置上，依然面临这些问题，而且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那么土地兼并为什么会被刘秀如此看重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土地兼并本质上就是地主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农民的土地被各种巧取豪夺，越来越少。

为了苟活，这些自耕农只能沦为给地主打长工的佃农或奴婢，所有的一切依附于地主。

中央政权需要更多的百姓登记在国家户籍中，以备缴纳田租赋税及服徭役，可是土地兼并会造成大量人口无法实际的体现在国家户籍中。

而地主豪强则隐匿人口、土地以肥自身，以至于缩窄税收来源，造成国家税收下滑，徭役兵役缺失，从而形成财政危机，皇权基石被地方豪强凿空。

自西汉末年以来，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到东汉建立时，土地和户口资料非常混乱。

中原大地经过近20年内战，天下疲敝，百姓伤亡惨重，人口仅“十有二存”，很多农民依附于地主豪强，不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下。

至于大量土地在谁手里？这些豪强们掌握多少人口？政府根本弄不清楚，同时也更难管理税收和徭役。

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地主豪强的根本矛盾之所在，抑制兼并势在必行。

这时的刘秀为了坐稳皇位，开始真正和豪强地主翻脸。

在酝酿良久后，公元39年刘秀下达度田令，要求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以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

毫无疑问，度田令招到地方豪强的强烈抵制，他们不仅反对清查，隐瞒田地和人口，还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

其实地方郡守们也很头疼，这些豪族手中掌握大量私人武装，宗族势力极其强大，且与中央朝廷皇族显贵有根深蒂固的关系。

尤其是南阳郡和河北、河南等郡，这两个地方都是刘秀的亲戚故旧，比如宰相、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结发妻子阴丽华是南阳郡豪族。

东汉第一任皇后郭圣通、以及耿况家族、窦融家族、冯异家族都是河北豪族，他们是刘秀夺取江山的基本盘，也是东汉政权构成的班底。

他们起家的过程中兼并了大量土地，地方官根本不敢查这些皇亲国戚，毕竟连刘秀都是他们推举上去的。

最后度田令彻底走了样子，地方官吏在清查过程中大肆贪污受贿，任凭地主谎报少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院子都作为耕地，以上报充数。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豪强地主少缴税，平民百姓连口粮都剩不下，极大激化社会矛盾。

刘秀对此十分震怒，对于地主豪强与地方官员公然抗命的行为，刘秀采取零容忍态度。

首先拿情况最严重的河南郡开刀，一口气将河南尹张伋以及十多名刺史、太守一级的地方大员全部斩杀，并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

可是地方豪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愈加嚣张，竟然利用私人武装和强大影响力公然煽动流民奴婢造反，扰乱社会秩序。

史载: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刘秀想过度田令会遭到抵制，但没想到会如此激烈，于是他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

一方面调集军队镇压，另一方面采取“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的措施。

即通过分化瓦解，宣布只要五个人一起杀掉一个同伙投降，就既往不咎。很快叛乱得到平息。

接下来刘秀下令捕捉为首的地方豪强，将他们迁徙到其他地方，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予豪强地主沉重打击。

然后派遣中央官员下地方重新度田，纠正错报数据，在刘秀的强力推动下，度田制终于平稳落地执行。

垦田、人口有大幅度增加，恢复了社会生产，一度出现“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良好局面，为后来的明章之治奠定基础，终东汉一朝，度田制度一直在持续推行。

度田制的实施不代表有效的执行下去，更不可能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刘秀本身就出自豪族集团，他的皇位和江山也是由地主豪族阶级推举上去。

著名的开国云台二十八将，只有吴汉是平民，其余都是豪族，与刘氏宗室维持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如果刘秀敢剥夺他们的利益，势必引起他们的联合反抗，届时皇位不保，所以刘秀夺取江山后虽然剥夺了他们的军权。

但作为回报，给予他们优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让他们位列三公，享受荣华富贵。

从阶级属性来看，刘秀不会触及地主豪强的根本利益，度田制在执行过程中只能大打折扣，只是形式上沿袭下来，实际却难以维持。

豪强地主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依附农民和私家武装，只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这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豪强互相平衡的妥协结果。

即地方豪强遵守中央政令，保证国家稳定税收，不要做的太过，同时朝廷对豪强维持庞大的土地和人口予以一定容忍。

比如东汉初能吏董宣做北海相时，当地大姓公孙丹造新房时，其家奴滥杀无辜路人，董宣依法诛杀。

公孙丹竟暗中纠集宗族三十余人带着兵器上门喊冤，公然挑衅地方政权，最后董宣被刘秀以“多杀无辜”的罪名下狱，可见刘秀对地方豪强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大一统政权和地方大族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本质上是对资源和经济控制权的争夺。

地方豪强的崛起始于西汉文帝景帝，那个时候土地兼并就已产生，到汉武帝时期实行察举制，豪强势力进一步膨胀。

他们与官僚、刘姓诸侯互相勾结，严重威胁皇权，汉武帝对豪强士族的态度是坚决打压，他重用张汤、朱买臣等酷吏罗织罪名，定点打击大诸侯和大地主豪族。

对于财产在300万钱以上的豪门巨贾，一律从家乡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以此断绝豪强地主在地方盘根错节的势力发展。

对于不听话的轻则抄家罚没财产，重则投入监狱，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终汉武帝一朝，皇权是至高无上，且绝不容许挑战的。

像董宣被豪族逼走的情况在汉武帝一朝绝对不会发生，就凭“聚众”和“带兵器”这两条，就是“夷灭三族”的下场。

比如汉武帝迁徙豪强去茂陵，豪侠郭解找到大将军卫青求情，其实当时的豪侠与现今黑社会无异。

他们在民间和江湖拥有巨大影响力，游走于豪强与官府之间，郭解能攀附到大汉军队领头人卫青，可以想象地方豪强势力之大。

汉武帝不仅拒绝卫青的情面，还“族灭”郭解，可见君权对地方豪强和权贵集团的绝对压制。

从这一点来看，刘秀虽为光武帝，与武帝一字之差，但在手腕和魄力上还是差了一个量级。

不过到了汉武帝末期，外戚势力崛起为新的政治力量，其代表就是霍光，西汉形成了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

新的豪强势力取代了以前的宗室和军功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豪强势力越来越发展壮大。

到公元前40年汉元帝想恢复武帝的“迁徙豪强”政策，结果执行了五年都未成功，可见国家公权力已无法撼动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所以刘秀不能成功完全是因为豪族政治势力膨胀，豪族的壮大垄断了察举制与征辟制，进入朝廷的豪族子弟反过来护佑其宗族的发展。

二者互相作用，极大稳固豪强士族的权力，最终发展到和君权相匹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