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一个冬天，北京301医院门前的寒风格外刺骨。
医院里，一个瘦弱的老人靠在病床上喘着粗气，他的胸口每一次起伏都像经历一场战斗。
他的名字叫张国福，一个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独自坚守七天八夜的特级战斗英雄。
张国福的病情已经拖了很久，肺部积水严重，医生说需要立刻住院治疗。但他的家庭却难以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眼看父亲的病情恶化，女儿冬妮再也坐不住了。她翻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又找来他当年部队的番号，带着一线希望写信给志愿军47军的老领导，信上只写了一句话：“救救俺爹吧！”
谁能想到，这位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孤胆英雄，如今竟无人识得，甚至连档案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1951年的冬季，临津江地区温度骤降至零下，强风伴随着密集的雪花，为临津江战役增添了几分残酷。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的一员张国福，随部队深入这片冰冷的战场。
联合国军的部队包括了来自美国、英国、泰国、土耳其及希腊的兵力，其装备之精良、兵力之庞大前所未见。
他们动用了超过200辆坦克和300门火炮，这些重型武器在战场上轰鸣不已，爆炸的火光与寒冷的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
张国福所在的连队负责守卫的是标志性的345.6高地，在战斗的第一天夜晚，敌军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炮火连绵不绝地轰击着中国士兵的阵地。
随着战斗的持续，张国福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坦克和步兵的配合下，联合国军试图从多个方向同时突破高地的防线。
张国福和他的连队在没有坦克和火炮支持的情况下，仅靠着步枪和手榴弹进行抵抗。
炮火下的高地上，士兵们依靠着简陋的掩体和战壕进行抵抗，他们用尽每一颗子弹，抛出每一个手榴弹，坚守阵地不让敌军前进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国福的连队在连续的战斗中伤亡惨重，许多战友在抵抗敌人的攻势中壮烈牺牲。
张国福和剩余的几名战士，在寒冷和极度的疲惫中继续战斗。
在战斗的第七夜，张国福已是连队中唯一还能战斗的士兵。
尽管子弹所剩无几，他依然机警地监听着周围的动静，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突袭。
联合国军在这最后的夜晚发起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似乎要在拂晓前结束这场战斗。
张国福利用地形和夜色，巧妙地躲避了敌人的搜索灯和炮火，他在狭窄的战壕中来回移动，用极其有限的火力回击。
最终，在这七天八夜的激战后，敌军未能攻占345.6高地。
战斗结束后，他因为战功显著被迅速送往后方医院，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康复过程。
战斗结束后，张国福因为胸部的重伤被紧急送往后方治疗，到了长春的一家军区医院。
他胸部受伤严重，呼吸困难，医生检查后立即进行处理，为他清理伤口，并安排他长期住院康复。
期间，医院的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对他特别照顾，经常帮他换药，还细心叮嘱他不要过度活动，注意静养。
出院后，张国福再次回到部队。
他被送往湖南衡阳的军校接受进一步的军事培训，这是一所培养军队骨干的学校。
训练的日子过得紧凑而严格，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正当培训接近尾声时，张国福却向组织提出了申请，决定提前结束在军校的学习。
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复员手续办妥后，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乘坐火车返回吉林老家榆树。
刚回到家乡时，乡里干部得知消息后主动上门表示关心，提出要给他安排一份在县里机关的工作。
乡里还多次邀请他到学校、村里开会讲述战斗故事，年轻人听得很认真，有人甚至立志参军效仿他。
然而，面对大家的热情，张国福却没有接受留在机关工作的提议。
他对村干部说，自己更愿意留在家乡务农，种地更适合他。
他很快拿起锄头，跟着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
几年后，鹤岗矿区急需招聘消防员，张国福听说后便前往报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国福”。
消防队的任务是负责矿区内的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
张国福和队员们经常接受消防训练，熟悉灭火器材的操作，还多次参与扑救突发的矿区火情。
几年后，消防队解散，矿务局将张国福调到所属的火药厂工作。
在火药厂的日子，张国福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火药工，主要负责装填和运输火药。
火药厂的工作环境复杂，充满了危险，每个环节都要求极高的精准度和责任心。
他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车间里忙碌，为保证厂区安全运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1986年，张国福正式从火药厂退休。
春节的晚上，家里的气氛格外热闹。屋子里燃着炉火，几个孩子围坐在桌边吃瓜子聊天，电视机里播放着电影《上甘岭》。
张国福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目光不时瞟向屏幕。电影里的画面逐渐展开，志愿军士兵在战壕里忍饥挨饿，身边是四处飞溅的弹片和不断爆炸的炮火。
孩子们听着屋外鞭炮的声响，聊着各自的趣事，偶尔瞄一眼电影，但对荧幕上展现的场景并没有太多注意。
突然，孩子们听见了屋里传来的低沉啜泣声。
起初声音不大，像是被压抑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哭声逐渐变得清晰。
几个孩子好奇地停下聊天，转头看向电视机旁的张国福。
他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眼角的泪水顺着脸颊滑下，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
张国福的哭声越来越大，到了后来，竟完全变成了失控的嚎啕大哭。孩子们全都愣住了，没人见过父亲这个样子。
冬妮率先反应过来，走到张国福身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劝道：“爸，别哭了，这只是电影呢。”
然而，张国福突然抬起头，指着电视机，声音哽咽却坚定地说：“这电影里的可都是真的，而且比这个更惨。你们懂吗？”
他的话让几个孩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孩子们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屋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重。
冬妮小声说：“爸，那你给我们讲讲呗，你们那时候的事情。”
张国福讲起了47军的战友们在战斗中的表现，说起有人为了掩护战友，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又提到，有人受了重伤，却依然坚持不退，直到最后一刻。
冬妮因为工作原因出差路过一座城市，听同事提到这里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的驻地，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父亲张国福多次提到的47军番号。
她找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提出想要查询父亲在志愿军服役时的档案。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她的请求非常热情，表示可以帮助她联系相关军史资料保存单位。
通过协调，冬妮被引荐到了一个保管志愿军47军历史档案的部门。
在那里，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听完她的讲述后，便带她到资料室翻阅当年的档案。
工作人员在档案中仔细搜索了47军的相关记录，但查找了许久，也没能找到一个叫“张国福”的名字。
冬妮有些失望，但仍旧耐心地看着工作人员继续翻阅档案。
期间，他们偶尔闲聊，冬妮提到了父亲在家中讲过的一些零碎细节，比如345.6高地、孤身坚守七天八夜等等。
工作人员若有所思地说，军史中确实有类似的事迹，但可能名字记录有所不同。
几经搜索，还是没找到确切的名字。
工作人员建议她去参观一下第47军的荣誉室，那里陈列了不少当年的照片和荣誉记录，也许能找到线索。
荣誉室并不大，但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满了当年志愿军的战地照片，陈列柜里展示着各类荣誉奖章和历史物件。
冬妮目光游走在一幅幅照片间，突然停在了一张标注“孤胆英雄”张国富的老照片上。
照片里的士兵穿着军装，虽然有些模糊，但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父亲。
为了进一步确认，工作人员又查阅了更多关于“张国富”的战斗记录。
记录中提到的战斗细节，与冬妮听父亲讲述的完全吻合。
张国福晚年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尤其是咳嗽的情况逐渐加重。
有一次，他咳得无法入睡，家人急忙把他送到当地医院检查。
医生仔细听诊后建议做胸部透视，结果发现他的肺部积水，情况不容乐观。
医生询问病史时，张国福的儿女解释，他曾在战场上负过重伤，又在火药厂工作了二十多年，长期接触粉尘和火药烟尘。
面对复杂的病情和高昂的治疗费用，张国福的几个孩子犯了难。
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几个子女大多已经下岗，手头并不宽裕。
但他们不愿放弃父亲，决定寻求帮助。
冬妮想到父亲曾经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便主动联系起当年志愿军第47军的相关人员。
听闻消息后，父亲的老团长黎原和老政治部主任穆建华很快响应。
他们积极协调相关资源，迅速将他接到北京，安排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黎原亲自打电话联系医院，为张国福安排了最好的专家。
穆建华则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张国福和他的家人。
他一见到张国福，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老战友啊，咱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们找你找了多少年啊！”
301医院的医生在为张国福检查后发现，他的肺部已经受到严重损伤。
在住院期间，黎原和穆建华常常来探望他，有时还带来一些战友们的问候和物品。张国福住院期间，孩子们轮流照顾他。
随着时间推移，医生明确告知家属，张国福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阶段。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呼吸愈发困难。孩子们和老战友们轮番守在他身旁，尽可能让他感受到陪伴的温暖。
1998年7月11日凌晨，张国福在病床上安详离世，家人和战友都守在他的身边。
参考资料：[1]埋名40载的特等功臣张国福[J].共产党员（下半月）,2008(1):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