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多次谈道：“宁都会议后，没有人理我了，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鬼都不上门” 可以说“宁都会议” 后，毛主席彻底被留苏派排挤而失去军事指挥权。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村召开会议，即著名的“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央局成员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其中，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苏区中央局成员

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一向与留苏派意见相左的毛主席成为批评对象，要求其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任弼时作为会议主持人，首先指出毛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所采用的游击策略是错误的，他严肃地强调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必须统一思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紧接着，邓发直接指责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否定毛主席在苏区建设中的历史贡献与功勋。

项英也是批评者之一，他指责毛主席的战略是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并警告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与危险性。

项英是力主解除主席军权的当事人之一

朱老总则站出来为毛主席辩护: 在过去的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多次成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军事策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必须的、也非常有效的，漳州的胜利正是毛主席在遵循中央指示、坚持灵活游击战略的结果。邓发则反驳朱老总的观点，称“诱敌深入”是等待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表现，也批评毛主席违背中央的指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体现。

“朱毛”之称的朱老总坚定支持毛主席

列席会议的刘伯承，也加入批评者之列，并赞同解除毛主席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这也成为了他一生都在惋惜、自责的经历。

而受到点名批评的毛主席不停地吸着烟、神态严肃、态度镇静，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面对批评，他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的战略，并指出大战来临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后方中央局一位领导拍着桌子反驳：“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认识和了解很不够！”由于言辞激烈，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则深明大义，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会议中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广昌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

鉴于会议形势，以及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更不愿在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毛主席提出暂时离开前线。会议最终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但会议结束后，当时中央局借口毛主席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主席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消息。就这样，毛主席的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红军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也被剥夺了。10月2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无官一身轻” 的毛主席只好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尤其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