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史，就是一部“皇帝折腾人民史”。
好的年景，往往就是皇帝平庸而无大志，这时候人民反而能轻松一点。但每当该朝皇帝胸有大志，往往就得老百姓受罪了。
毕竟，皇帝的雄心，需要无数老百姓的尸骨堆积才能换来。
皇帝们的好大喜功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喜欢对外作战。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无可避免地都需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问题。对待这样的宿命，历代王朝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战斗，另一种是议和。
选择议和，往往百姓过得轻松，只需要多纳一点税罢了。以中原的强大生产力和免于作战所带来的富庶经济，其实议和往往是更低成本的外交政策。
议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民族自尊心”会略微受损。毕竟作为天朝上国，要跟那些野蛮民族谈判、交换条件，有时候送礼啥的也有点没面子。
但面子到底也比送命好一点，是不是？对老百姓来说，王公贵族的面子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倒是王公贵族想要挽回自尊的时候，百姓都得去为他们送死。
著名的议和比如澶渊之盟：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
2、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
3、双方开展互市贸易。
4、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盟约缔结后，第二年，宋朝派人去辽朝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
瞧瞧，有啥不好嘛，大家和气生财、一片和谐，总比刀兵相见要好。如果当时宋依然坚持要做天朝上国，老百姓恐怕又要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不知道多少年。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约120年）不再有大规模战事，礼尚往来，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
双方当时有多友好？辽朝边境地区发生饥荒，宋朝派人前往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不仅如此，岁币还促进了宋辽之间的国际贸易，使得宋朝中原的产品在辽境内颇受欢迎，使得辽朝逐渐汉化。
然而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们，则本着跟游牧民族一打到底，维护天朝上国颜面的目的，频频发动战争。
就像汉武帝与匈奴的鏖战，真的彻底打赢匈奴了吗？并没有。
前198年，汉高祖在击退匈奴冒顿后考虑国力问题，接受汉匈双方以长城为界，并且跟匈奴展开贸易送匈奴丝绸、米酒和粮食。
到了汉武帝时期，他想建立伟业、当千古一帝，这样屈辱地与匈奴交好成何体统？于是开始派兵出击匈奴。
但汉武帝时期国力其实并不强，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对匈奴压倒性的优势。当时的马匹首先就不够，而国库财力其实也不够，无论怎么看，都无法支撑对匈奴的全面优势。
但汉武帝还是要打，而且一打就是四十年。
为了筹措打仗的资金，汉武帝很会搞钱。他通过盐铁官营、“告缗”制度，从民间搜刮了很多财富，老百姓的血汗钱，统统抛在了为他打回颜面的大漠深处。
告缗是什么意思？名义上来说就是要求老百姓告发偷税漏税者，并且把偷漏税的一半金额奖励给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关键是，错告诬告概不追责。
“告缗令”让社会上那些流氓无赖、好吃懒做的人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告密顿时兴盛于全国。然而，借机诬告者居多，很多人就是平常嫉妒人家有钱，开始诬告——毕竟诬告不犯法。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有钱人绝大部分都受到了举报。
有了皇帝的亲口支持，民间的“仇富”运动当然也是热潮迭起，很多人借机发了大财，而有钱人则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可悲的是，当时的有钱人，很多都是靠着自己勤劳致富、头脑灵光才成为富人的，也有很多是商人。这些人大规模返贫，对经济的打击可想而知。
“告缗令”让国库富了：“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然而，富人的集体被削弱，带来了商业的沉沦，更可怕的在于，“告缗”制度使得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举报成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倾向于防备……这种社会的劣质化，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汉武帝后期，经济倒退、社会衰败，连他自己也沉浸于“总有人要害朕”的妄想症当中，无法自拔，以至于搞出了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数官员、知识分子也为之陪葬。
好大喜功的帝王，看似有着雄才壮志，似乎要引领着民众走向辉煌，但转头就会对民众说：“不好意思，你们就是我那个伟业的代价。”
然而可悲的是，最后伟业还没成。
那些看似软弱的帝王，在爱国者眼中可能不值一提，但却换来了上百年没有战争的好日子，换来了和平与友爱，两国人民都因此而受益。
“虽远必诛”这种话，看看就好，别当真。
因为，这句话带来的只是帝王的满足感，作为一介平民，你却是那个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