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言与思维是语文学习的两个极点，社会与人生是语文学习的两个重要内容。千万不要低估了一个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与之适对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我的唐宋古文探究性学习课上，指导阅读《古文观止》中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后，我又补充了陈子昂的《复仇议》原文材料，然后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的思维火花瞬间点燃，且有捋袖挥拳之激情。课后，大家笔下精彩纷呈，编者也特地编发下面这篇《驳柳宗元<驳复仇议>》，与大家分享。该同学能将现代社会司法工作中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与古代文言文学习结合起来，暂且不论其论辩结果，仅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看，本文议论风生，头头是道，编者亦不禁赞叹“孺子可教”。

驳柳宗元《驳复仇议》

深圳 怀璧

唐代武后时，同州下邽（今陕西大荔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多年后，徐元庆手刃杀父仇人赵师蕴，然后投案自首。

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诗人陈子昂，当时是朝廷谏官，上了一道表章《复仇议》，建议诛杀凶手徐元庆，以正国法，然后再在其乡里旌表其为父报仇的义举，并把这个案件的处理办法附在国家法律条文后面，作为审判案例。

多年后，那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人柳宗元，也是朝廷重要官员，看到往年陈子昂的奏折《复仇议》，认为有问题，就也写了一封折子《驳复仇议》给当朝，驳斥陈子昂的做法，认为一件案子不能又惩罚又褒奖，于法于理都不妥。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写的文采飞扬，还被选进了古代科举考试满分作文读本《古文观止》。

一千多年来，没有人再为此案争议。现在，我读了那两位既是官人又是诗人笔下的两篇奏章，有话要说，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今观唐代柳宗元《驳复仇论》，窃不以为然。又阅陈子昂《复仇议状》，惊于自古至今竟无一文人骚客为子昂正名。鄙人不才，怒而作《驳柳宗元驳复仇议》，以正其名。

要论徐元庆的所为是否正确，首先当引入两个名词，即“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赵师韫该杀，而从结果上确实被杀，故徐元庆不该死——这是结果正义；而赵师蕴该杀，却应由国家司法机关仔细查核，严正审判，而非由徐元庆个人来杀害，故徐元庆该被判死刑——这是程序正义。

这样看，貌似“结果正义”更好些。可再试问：若赵师韫其实并非杀害徐父的凶手呢？若徐元庆杀赵的方式并非砍头，而是将其惨无人道地凌虐致死呢？若徐元庆杀了人后见财起意，顺便入室盗窃呢？以上内容都足以颠覆对这场案件的判决，可结果正义却不会考虑这么多——这些过程是司法部门依程序正义去考证的。且从法律的教化作用来说，今日有一个报仇的徐元庆，明日便会有十个，百个，千个徐元庆， 届时我们将如何辨别凶手究竟是报仇还是仅仅假借“报仇”之名行凶？而“杀人偿命“的红线被徐元庆这个所谓“特例”越过后，法律的强制力与公平性也便无从谈起了。

既然确定以“程序正义”为标准，那在法律上而言，徐元庆被判死刑是再正常不过。

这时柳宗元却提出了另一个论点：徐元庆不该既被法制裁又得以“旌其闾”，其底层辑是他认为道德礼教与法律应当趋于一致。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了与之相对的古话：“法不容情”。柳宗元观点的问题在于，他错误地认识了法与德的关系——纵使二者殊途同归，纵使二者相辅相成，可法与德根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就好比长江和黄河都会汇入大海，二者之间亦有京杭运河等连接，我们却不能说长江就是黄河，黄河就是长江。法律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拥有明确的底线，譬如杀人偿命，欠钱要还，它不因所杀之人有多恶，欠钱之人有多穷而改变。而道德礼教的范围是更灵活的，不明确的，更加“公道自在人心”，故用同一个案例去推，自会推出不同的结果。

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既需要礼的教化，也不可缺失法的约束，所以在此时将礼法分开，依法处刑，依德称颂，方能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向民众传达“要孝顺，但孝顺的同时违了法，也要付出相应代价”的价值观，并再次强调报官府，走程序，使用公权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故陈子昂的处理方式是更妥贴而具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言，恕难同意柳宗元之观点。窃以为，德乃人性之上限，引人向善；法为人性之下限，禁人作恶。“诛之而旌其闾”，使德法得以两全，有何可驳乎？

若有文人读此文欲辨之，吾随时恭候。请下吾之言附于令，有断斯狱者，宜以陈子昂之议从事。谨议。

（指导老师 贺德才）